對于相關誤讀，當地官方在及時澄清的同時，更要看到背后的治理困境和社會期待

(相關資料圖)

這兩天，一則“一個半月黑龍江省焚燒秸稈罰款1.78億”的話題引發了很多關注和討論。在一些解讀中，它被理解為“罰款式創收”。尤其是，將“拘留了185人，罰款1.78億”打包解讀，得出人均罰96.3萬的結論，非常吸引眼球。但綜合各方面的信息來看，事情的真相顯然并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樣。

這個話題的源頭，來自于今年3月黑龍江省生態環境廳召開的一場新聞發布會。該發布會披露了當地禁燒秸稈的治理進展：2022年11月1日至12月15日，黑龍江省共發現秸稈及根茬、殘余物露天焚燒火點共計594處。因秸稈禁燒管控不力，當地414名黨政干部被問責，并行政拘留露天焚燒秸稈及根茬殘余物人員185人。同時，黑龍江省聯席會議辦公室依據相關規定，對594處秸稈及根茬殘余物露天焚燒火點擬移交黑龍江省財政廳扣撥資金(罰款)1.782億元。

↑3月3日，黑龍江省生態環境廳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2022年至2023年禁燒期黑龍江省有關工作情況。

結合上述官方信息不難看出，1.782億罰款并不是針對露天焚燒秸稈及根茬殘余物的農民，而是594處秸稈及根茬殘余物露天焚燒火點，它的處罰對象應該是相關火點所在的地方政府。這里要普及的一個背景信息是，2018年，黑龍江省出臺的《禁止秸稈露天焚燒工作獎懲暫行規定》明確，每年的9月15日~12月10日或翌年3月10日~5月15日期間內，出現第一個（秸稈焚燒）火點的，省財政將直接扣撥相關縣（市、區）50萬元，再出現火點，按每個火點30萬元扣撥資金。而這些扣撥資金（罰款）將通過獎勵和專項補償的方式，劃撥給禁止秸稈露天焚燒和綜合利用工作先進縣（市、區），用于下一年度秸稈綜合利用項目和禁止秸稈露天焚燒等相關工作。

也就是說，對禁燒秸稈工作做得不好的地方的罰款，是用于獎勵和補貼做得好的地方。這一做法，實際是一種激勵機制，與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并沒有什么直接關系。黑龍江省生態環境保護綜合行政執法局局長王鳳華日前在接受紅星新聞采訪時也作了澄清：“1.782億是直接扣撥地方財政資金，跟焚燒秸稈的農民本人無關，此次對農民并無實際處罰。”

但這個本來很“正常”的新聞卻引發如此大的關注，并帶來一系列的誤讀，背后也的確有一些問題值得討論。

要知道，當地禁止焚燒秸稈的治理行動，在過去就曾引發過爭議。類似的問責、處罰乃至行政拘留的組合拳“嚴治”，其實已持續了數年。時至今日依然“問責多，罰款多”，雖然體現了治理力度的延續，但似乎也更說明，違規焚燒秸稈的現象在當地依然“高發”。這是不是意味著這套治理方案，并沒有帶來預期的治理效果？這一疑問與對禁燒秸稈本身的質疑相互強化，自然就增加了外界對于“巨額罰款”的消極觀感，乃至催生“以罰代治”“罰款式創收”等習慣性想象。

要指出的是，作為農業大省，黑龍江受秸稈焚燒問題的困擾，諸如環保問題、火災隱患等，確實比其他地方都相對更嚴重，這也是當地治理動作更為強力的一個現實原因。但正如現狀所示，這般持續數年的嚴治嚴管之下，為何到今天依然出現大量違規“點火”現象，乃至于罰款額度達到了讓外界震驚的程度？

這背后或涉及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那就是禁止焚燒后，大量的秸稈到底該如何妥善處理？要知道，焚燒秸稈作為一個沿襲很長時間的做法，要徹底禁絕，不僅涉及農民行為習慣的改變，更關鍵的問題是處理的成本。對農民來說，就地焚燒是成本最低的處理方式，并且還可以增強土壤的肥力。而配合環保治理禁燒后，這些秸稈如果不能有一個合理的“出路”，其實就大大增加了農民的處理成本。如果在沒有足夠配套支持和服務的情況下，將增加的成本完全推給農民來消化，治理效果就自然容易打折扣，也難以獲得社會對于禁燒的足夠認同。

其實，公開報道顯示，對于秸稈的回收再利用，很多地方都在探索，包括黑龍江不少地方也有相關成功案例的介紹。但總體來說，可能還是未跟上禁燒后大量秸稈的合理處理需求。事實上，去年黑龍江省有效解決農作物秸稈露天焚燒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下發的通報中也明確要求，要加大秸稈綜合利用，提升秸稈壓塊站、固化站等項目達產率、解決好秸稈綜合利用不暢等問題。據此來說，當地對秸稈的綜合利用水平，顯然還有極大的提升空間。這或許也是“年年治，年年罰”，但焚燒秸稈行為依然未能根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對于相關誤讀，當地官方在及時澄清的同時，更要看到背后的治理困境和社會期待。畢竟，問責、罰款只是手段。如果既定的治理手段未能實現預期的治理效果，那就有必要及時思考，治理方案是否該進一步優化。

紅星新聞特約評論員朱昌俊

編輯 汪垠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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