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億城市2022年度人均收支數據于近期陸續公布。
作為中國城市經濟的“排頭兵”，24座GDP超萬億城市的人均收支數據，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國城市居民收入與消費支出實力的塔尖水平。
【資料圖】
從各地統計部門已公布數據看，2022年，上海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84034元排名全國第一，重慶45509元居24城最末位；支出方面，杭州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反超上海躍居全國第一、達50336元，24城中人均消費支出最低的是西安，為27431元。
拆解各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支出的分項數據，可以看到各自不同的收入來源占比，以及各有側重的消費支出偏好。
比如，哪個城市工資收入最高？哪里的人最會“做生意”？再比如，萬億城市人均數萬元的消費支出，錢都花到哪了？
值得注意的是，收入越高并不代表錢就更“耐花”。因為高收入同時也伴隨高消費，越會掙錢的城市居民，往往在花錢這件事上也不含糊。
具體來看，24座萬億城市，到底誰掙的錢更“耐花”？
總收入：長三角“最能掙”，重慶墊底
首先來看各地的居民收入情況。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顧名思義就是居民能夠自由支配的收入，是可用于最終消費支出和儲蓄的總和。既包括現金收入，也包括實物收入。
按照國家統計局的說法，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用來衡量百姓收入水平，進而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福祉狀況的主要指標，為制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提供重要參考依據。
那么，哪個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以下如無特別說明，統計對象均為城鎮居民人均收支數據）
數據顯示，2022年，上海、北京、蘇州、杭州、廣州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萬億城市前五位。這五座城市，同時也是中國“民富”50城前五名，也就是放大到全國地級以上城市中依然占據絕對優勢。
其中，上海和北京均超過8.4萬元，上海以84034元居首，北京以11元的微弱差距居第二位。
進一步看，在萬億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前十強中，共有6城來自長三角，分別為上海、蘇州、杭州、寧波、南京、無錫；共3城來自珠三角，分別為廣州、深圳、佛山；北京是唯一上榜的北方城市。
增速方面，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最快的是武漢、達到5.7%，增速最低的是上海、為1.9%。這也與兩地經濟增速表現基本同步——去年，上海GDP增速為-0.2%、在萬億城市中墊底，處于經濟快速復蘇的武漢GDP增速則居第三名。
拉長時間線看，盡管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已連續多年排名第一，但地位并不穩固。
在2019年，北京就曾短暫反超上海，以234元的優勢領先后者；隨后兩年，上海實現反超，并將差距保持在800元以上；直到2022年，北京再度將差距縮小至僅11元，二者幾乎相當。
相比之下，同為直轄市的重慶，人均可支配收入已連續多年居萬億城市末位。
2022年，重慶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5509元。除重慶外，同樣在4萬+徘徊的還有鄭州和西安。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283元。若以此為全國平均線，重慶、鄭州、西安也是萬億城市中僅有的3個沒能跑贏全國平均線的城市。
此外，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重慶，5年間收入差距從3.31萬元擴大到了3.85萬元。
分項：深圳工資最高，泉州最會“做生意”
看完收入總數，我們再來看看各地居民的收入來源及其占比。
按照官方統計口徑，居民可支配收入包含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和轉移凈收入四項。拆解這些收入分項，便可以看到各地之間收入差距是如何拉開的。
整體而言，工資性收入是我國居民的主要收入來源。2022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為29578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達60%，在4個分項收入中占比最高。
目前僅有9個萬億城市公布了2022年收入分項數據。可以看到，2022年深圳人均工資性收入達到61157元，超過全國水平的2倍。這也是深圳人均工資性收入首次突破6萬元。從工資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看，深圳為84.1%，超出全國24個百分點。
但深圳并不是9城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城市，關鍵變量在于轉移凈收入，深圳是9城中唯一的負值（-2189元）。
注：轉移凈收入包括養老金或退休金、社會救濟和補助、政策性生產補貼、政策性生活補貼、救災款、經常性捐贈和賠償、報銷醫療費、住戶之間的贍養收入，本住戶非常住成員寄回帶回的收入等。轉移性支出則包括繳納的稅款、各項社會保障支出、贍養支出、經常性捐贈和賠償支出以及其他經常轉移支出等。
對此，當地統計局曾給出解釋，深圳人口結構特點是青壯年就業人口和外來人口比例大。大量年輕人來到深圳，在為經濟社會發展做出貢獻的同時，又源源不斷地將自己在深圳獲得的收入以“贍養支出”“外來人員寄回家支出”等轉移性支出的形式反哺自己的家鄉。
通過2021年的數據來看萬億城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項全景圖。
2021年，深圳的工資性收入無論總量還是占比均高居萬億城市之首，分別為59095元、83.4%。不僅妥妥坐實“奮斗之城”的名號，也從側面印證了深圳可觀的就業吸引力。
工資性收入排名第二的上海為51494元，與深圳差距在7600元左右，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62.5%；北京、廣州、蘇州緊隨其后，工資性收入均超過4.8萬元，位列萬億城市前五名。
不難發現，由于占比較高，一座城市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總收入水平。和上述幾個工資性收入較高、可支配收入同樣排名靠前的城市類似，可支配收入較低的城市，其工資性收入也排名相對靠后。
比如可支配收入最低的重慶，其工資性收入也在24城中墊底。鄭州、西安情況也類似。
再看其他收入分項，也有不少“看點”——24城中，僅有2個城市人均經營凈收入超過1萬元，分別是民營經濟發達的泉州和寧波，其人均經營凈收入占比也高居前兩位，是當之無愧最會“做生意”的城市；
在以房租、投資等收益為主的財產凈收入方面，北京、蘇州、東莞財產凈收入較高，均超過1.3萬元；在轉移凈收入方面，萬億城市中僅深圳、東莞兩地為負數，分別為-2233元、-226元。
消費支出：杭州反超北上廣，錢花哪了
近年來，越來越多學者指出，衡量人們生活水平，既要看收入，也要看消費。
總體而言，居民消費水平與收入水平正相關。2022年，萬億城市中人均消費支出前6名與可支配收入前6名城市保持一致，也就是“能掙也能花”。
而在人均消費支出前十強中，長三角的消費實力更加突出：在前十強中占據6席，2022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居首的杭州，較上年增長3.5%。
長沙則是唯一上榜的中西部城市。此前浙江商務廳相關工作人員赴長沙就提振消費進行調研學習時，曾總結長沙乃至整個湖南厲害之處：消費氛圍實在過于強悍，導致餐飲的發展如火如荼，又反過來再帶動消費增長，形成了一個正向循環。
由于2022年消費分項數據尚未公布，進一步以2021年的數據分析各地消費支出構成，來看看“大頭”的錢都花到哪了？
數據顯示，在居民消費支出的8個分項（食品煙酒、衣著、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務、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樂、醫療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務）中，食品煙酒和居住兩項占比最高，幾乎占據一半以上的消費支出。
這其中不同的城市呈現出不同的消費傾向，比如北京、上海、杭州的“居住”支出居萬億城市前三位；成都的“食品煙酒”支出占比穩居萬億城市第一位等。
耐花度：北京西安南京位列前三
前面提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可用于最終消費支出和儲蓄的總和，也就是說，并非收入越高的城市掙的錢就越“耐花”，而要看可支配收入與消費支出及儲蓄之間的比例。
為此，有研究者提出“居民收入耐花度”的概念，其計算公式為：居民收入耐花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人均消費支出。
這其中，耐花度越大，表示城鎮居民的消費支出在收入中占比越小，儲蓄在收入中的占比就越高。儲蓄率越高，當遭遇失業等收入下降沖擊時，居民能堅持的時間也越長，也就是我們日常所說的錢更“耐花”。
根據測算，萬億城市居民收入耐花度最高的是北京，為1.84。2022年，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居24城第二位，而人均消費支出僅排在第六位——數一數二的收入水平與相對低的消費水平，使得其收入耐花度更高。
在北京之后，排名第二位的是西安，去年居民收入耐花度1.77，結合收支數據看，西安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支出均排在24城靠后，但收入排位（第22）相對消費支出（第24）稍好。
相比之下，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支出均居24城前兩位的上海，居民收入耐花度排在第四位，可謂“能掙、更能花”。此外，從近5年趨勢看，萬億城市居民收入耐花度整體呈波動上升。
但需要指出的是，耐花度也并非越高越好。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在日前舉行的一場座談會上提到，“如果有收入，不消費，把錢存在銀行，存在股市，收入和財富可能很高，但生活水平沒有提高。”
他建議，從長遠看，地方政府應實行鼓勵支持中高端消費的政策，因為既然有城鎮，有中高收入群體，就必須得鼓勵和支持中高端的消費，否則就難以實現生產、分配、消費的良性循環。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已明確提出，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從一季度最新數據看，各地經濟加速復蘇，居民消費意愿也將進一步回暖。
文字 | 程曉玲
*頭圖來源：張建 攝*城市進化論原創出品，未經授權，不得復制和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