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只是實現生育的手段，不是前提。

盡管到目前為止，霏菲并沒有用上自己四年前專門到國外凍下的那21顆卵子，但她一點都不后悔。

(相關資料圖)

2015年，女星徐靜蕾接受采訪時宣稱自己在美國進行了凍卵手術，并將其稱為女性“在世上唯一的后悔藥”。此番言論讓“凍卵”在中國走進了公眾視野，此后，圍繞著“凍卵”的爭論，一直沒有停休。

由于國內對單身女性凍卵的限制，很多女性選擇了出國凍卵，時年31歲的徐棗棗卻選擇將拒絕為其凍卵的醫院告上法庭，成為“國內單身女性凍卵第一案”當事人，盡管一審敗訴，但她仍寄希望于二審。

最近政策似乎也有了一些松動的跡象，有媒體稱，國家衛健委有關部門正組織征求專家關于放開單身女性凍卵的意見。這一消息仍有待官方確認，不過，圍繞“凍卵”的討論又重新熱起來了。

花15萬，去海外尋找“后悔藥”

霏菲還在青春期時，父母便離婚了。這讓她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不太相信愛情，也堅定地要當一名丁克。

十八九歲，霏菲便開始獨立生活。22歲時，她迷上健身，成為職業健美選手，十年后獲得北京市健身大賽比基尼小姐冠軍，并當上某門戶網站健身頻道的主編，而后辭職創業做健身博主。事業不斷進步，她也越來越忙，幾乎沒什么個人時間，結婚生子更是沒空考慮。

但隨著年齡增長，丁克的想法開始動搖，2019春節，霏菲35歲，想到那句“35歲過后，卵巢功能會斷崖式下跌”，于是萌生了凍卵的想法。她贊同徐靜蕾的“后悔藥”言論，認為凍卵是借助高科技，幫助女性保存生育能力，讓想延遲生育的女性“以后有得選”。

過完年，霏菲便開始咨詢此事。作為單身女性，她沒法在國內進行凍卵手術，于是，她把目光轉向了海外。在朋友的推薦下，她選擇了美國洛杉磯一家醫院的塞班分院。這個選擇，在霏菲看來，性價比很高。雖然醫院在塞班，但醫療資質和服務與洛杉磯的醫院一致。距離上，選擇塞班也比選擇洛杉磯方便很多，當時從北京直飛塞班只需要5小時，而飛往洛杉磯需要十二三個小時，時差完全對調。

這家醫院在北京和上海都有合作機構，可以提供術前的各項檢查。2019年3月，和美國醫生溝通后，霏菲在北京進行了卵巢功能、激素水平等方面的檢查。檢查結果顯示，霏菲的卵巢和子宮狀態都很好。兩邊卵巢的卵泡加起來有20顆以上，霏菲特別開心，“感覺自己肚子里有很多孩子”。

當年4月，霏菲和男友確定了戀情，但她并沒有因此改變自己的凍卵計劃：“我倆剛在一起，我不想綁得那么死，也不想逼他趕緊跟我結婚生娃。”男友是個美國人，尊重她凍卵的選擇，覺得這是一個女性獨立的表現，也是對自己人生負責的表現。在他看來，這樣的女性很酷，他很佩服。

醫生給了霏菲兩種方案，差別是耗時長短不同。霏菲想要更好的效果，于是選擇了耗時較長的方案。她遵照醫囑，先吃了一個月避孕藥，調整月經周期；接著去醫院打了兩針降調針，讓多個卵泡均勻生長。而后是最麻煩的環節——給自己打一個月的促排卵針。7月開始，霏菲每天都要拿著一只像筆一樣的針，往自己肚子上注射藥物。剛開始多少有些心理障礙，后來就輕車熟路了……這一系列操作結束，半年已經過去，卵泡生長狀況、身體狀況，都呈現出一個理想的狀態。2019年8月2日，霏菲獨自踏上了前往塞班的凍卵之旅。

飛行前夜，霏菲工作到凌晨4點才睡，早上8點又起床直奔醫院檢查。她很焦慮，擔心這段時間的忙碌會影響到體內卵子的質量。直到檢查結果顯示卵子狀況很好，她才放下心來。

到塞班后，霏菲又打了一周促排卵針，促進卵泡發育成成熟的卵子。

手術安排在8月11日。禁食禁水12小時后，霏菲走進手術室。取卵手術用了一小時，醒來后，醫生告訴她，取了24顆卵子，其中有21顆是高質量可用的。“你真的很棒！”這個數量，在35歲，非常罕見。霏菲如釋重負，從病床上半坐起來，擁抱醫生，慶祝手術成功。看著那21顆高質量卵子被裝入液化氮，凍進醫院的冰箱，霏菲終于松了口氣。

手術上午11點結束，次日凌晨2點，霏菲便登上了回國的飛機，因為有一堆工作等著她，她沒空休息。麻藥失效后，霏菲沒有感到太多疼痛和不適，“唯一就是肚子有點脹，就像來例假時肚子脹的感覺，一直脹了兩周才消失。不過還好，在我的承受范圍內。”她說。

為凍卵，這一趟她花了將近15萬元人民幣。此后，她需要按年支付儲存費，第一年免費。霏菲則選擇在第二年開始，一次性支付五年的儲存費，將近1萬元人民幣。

對于霏菲來說，凍卵只是給自己留一個選項，以備不時之需。她依然會優先選擇自然孕育。如果到了三十八九歲還沒生育，她就激活這些被凍住的卵子，給自己生個孩子。她甚至已經做好了選精生子，當單身媽媽的準備。

術前，霏菲跟醫院簽了一份合同，其中一項問到：“成功取卵后，假如你意外身亡，用不到這些卵子，你打算怎么處置它們？”霏菲在“丟棄”“捐贈給需要的人或科研機構”“委托一位親朋來處理”等諸多選項中，選擇了交給男友來處置。在藥物作用下，霏菲有點多愁善感，流著淚簽署了這份帶有遺囑色彩的合同。她給男友發信息說：“假如有一天，我死了，用不上這些卵子，請你幫我把它們捐給一對或者多對需要的夫妻。我希望他們是好人，并且能夠對孩子負責。我希望用我的卵子生出來的孩子是健康幸福的。”男友很痛快地答應了，這讓霏菲特別感動，她覺得男友是個值得托付的人。

2020年1月，兩人結婚。婚后不久，霏菲自然懷孕。當年9月，她生下了一個健康漂亮的混血男孩。

差不多同時，給她提供凍卵服務的醫院聯系她，說一位有生殖障礙的女士想用她的卵子生個孩子，問她愿不愿意。醫生告訴霏菲，冷凍卵子的復蘇率為8:1，也就是說她至少需要分給那位女士8顆卵子，對方才有可能孕育一個孩子。霏菲同意了這一方案，醫院為她免除了接下來5年的儲存費。后來，霏菲被告知，那位女士成功孕育了一個健康的小男孩。“能幫到別人，我挺開心的。”霏菲說。

凍卵的過程，被霏菲拍成了紀錄片。視頻中，她把這一趟塞班之旅，稱為“單身女性尋找行之有效的‘后悔藥’之旅。”將視頻上傳到社交媒體后，獲得了大量網友點贊評論，也有一些女性網友咨詢凍卵問題，她知無不答。

現在，霏菲還想生二胎。“也許可以用那些卵子再生個娃，人生總是充滿變數，以后的事，誰說得準？”不過，她依然傾向于自然孕育。按她的計劃，如果自己生完二胎，那13顆卵子仍然沒被用上的話，她就捐給有需要的人。“不管自己用，還是捐給別人，都不算白費。”

2021年9月17日，北京，國內首例單身女性爭取凍卵權利案在朝陽區人民法院一審第二次開庭審理，當事人徐棗棗（化名）在法院外。

因為單身，她在國內凍卵被拒

2018年，徐棗棗30歲，人生進入一個節點。

一方面，周圍的人不斷提醒她：“你的黃金生育年齡，已經所剩不多了”“你以后的卵子質量，會斷崖式下跌”……這些話讓她焦慮，她覺得自己仿佛進入了生育倒計時，整天都在被這個倒計時催促著。

可另一方面，從一個二十出頭、初入社會的女孩，逐漸變成一個在工作中嶄露頭角、進入上升期的職場女性，她感覺自己的人生才剛剛開始。

“我當時在北京做新媒體，已經做到了中層管理者的一個位置。要不要換個城市？要不要轉行？要不要出國讀書繼續深造……我覺得自己還有很多事要做。我并不想在這時候，因為一個人為設置的時間表，去加快我的生育進程，或者放棄我的發展機會。”徐棗棗對《中國慈善家》說。

她也見過很多女性朋友，因為“再不生，就生不了”的壓力，倉促結婚，結果往往不好。她不想迫于生育壓力去將就，更不想因為生育焦慮催促男方趕緊結婚，“我覺得這樣對男性也挺不公平的。”

但生育時鐘無聲向前，從來不等人。徐棗棗也怕等到自己一切都準備好時，卻錯過了黃金生育年齡，面臨生不了或者很難生的困境。為了不被生育時鐘鉗制，她決定凍卵，來延遲生育時間，暫緩生育焦慮。

凍卵屬于輔助生殖技術，徐棗棗聽說北醫三院的輔助生殖科是全國最領先的，打電話咨詢，醫院的接線人員告訴她，掛這個科的號需要結婚證。“所以，我連這個醫院這個科室的門都進不了。”徐棗棗回憶說。

她轉而選擇了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這次，掛號沒人問她要結婚證。可面診時，醫生說，單身女性在國內不能凍卵，但可以給她做一系列卵巢方面的檢查評估。這些檢查中，激素六項需要等到經期的第二至四天進行。因此，徐棗棗還需要再去一趟醫院，才能把檢查做完。

徐棗棗想：“這位醫生既然同意我去做檢查，再見面時跟他聊聊，或許還有希望。”

復診時，醫生說她的身體狀態很好，適合懷孕，勸她抓緊時間結婚備孕，而對于她的凍卵訴求，醫生一句也沒問。

徐棗棗努力跟他表達，想通過凍卵，給自己以后留一個可能，留一個選擇權。醫生卻告訴她，因為有政策限制，公立醫院都不能做。醫生所說的政策，指的是2003年我國健康衛生部門發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其中有一條“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

和醫生交談后，徐棗棗得知，目前社會上單身女性對凍卵的需求較強，凍卵在國內也不是一個技術難題，就卡在了這條政策上。“你得等，我預判將來是肯定會放開的，但具體什么時候就不知道了。二胎生育政策已經放開了，三胎也快開了。單身凍卵放開也是早晚的事，就看你等不等得住。”醫生說。

從北京婦產醫院出來，她甚至有點EMO（心情不好），兩次被醫生拒絕，感覺很無力。“感覺自己的生育權受到了限制，沒法自主行使。”她向《中國慈善家》回憶說。

2019年12月23日，徐棗棗的“一般人格權”糾紛案于北京開庭，這也是國內首例單身女性爭取凍卵權益案。圖為徐棗棗在接受采訪。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成為“單身女性凍卵首案”當事人

2019年初，徐棗棗聽了一個關于單身生育的講座。在講座上，她認識了一些單身媽媽，以及對單身凍卵感興趣的人，還有一些法律界人士。

現場一位教授講到了新中國成立后，生育政策和女性個體經驗的關系，讓她感動又振奮。“他的論述里，完全把我（女性）從一個被管控的對象，變成了一個有自主性的主體。這讓我覺得自己可以做點事情，沒那么無力了。”

現場的法律界人士還提到了影響性訴訟，即具有一定社會基礎、并能反作用于社會現象的訴訟，影響性訴訟一般能干預立法、司法尺度，進而能調整或緩和社會矛盾。他們希望通過影響性訴訟來推動“單身女性凍卵”一事，但卻很難找到當事人，這個當事人還要有被醫生明確拒絕的材料作為物證。徐棗棗想到病歷本上，醫生寫著“咨詢凍卵”四個字，心里琢磨著：“我會不會就是律師說的當事人呢？”

經過一番思想斗爭，2019年過完年，徐棗棗便開始著手聯系律師，準備訴訟。律師給她打預防針，說：“這類有倡導性質或公益性的案子，勝訴的可能性很低，走到立案成功那一步都很難。”

果真如律師所料，徐棗棗兩次以“醫療糾紛”為由在北京兩個不同的法院立案，都被拒絕了。2019年9月，徐棗棗新找的代理律師于麗穎修改了案由，以“一般人格權”為案由發起訴訟，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得以立案。開庭之前，徐棗棗給人大代表寄了63封信，都沒有收到回復。

于麗穎很佩服徐棗棗的勇氣，之所以接手這個案子，也是覺得這個案子非常有意義，“在推動性別平等和女性權益方面，很具有公共價值。另外，我自己也是單身女性，也有這方面（凍卵）的需求。”這個案子，讓于麗穎也多了一些反思，如果自己能早想到“凍卵”這個思路，對待婚育就不會那么焦慮、那么著急了。

開庭前，徐棗棗曾發布過一篇公眾號文章，有人在下面評論：“謝謝你為我們做的這些。”徐棗棗意識到，這不是她一個人的訴求，她的身后，站著一大群有同樣訴求的單身女性。

該案在2019年12月和2021年9月先后兩次開庭審理。訴訟中，徐棗棗認為，其檢查結果確認身體狀況符合凍卵需要，卻遭到了醫院拒絕。這種行為是對其女性身份的歧視，違背了我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對男女平等、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等相關規定，侵害了其一般人格權。她還認為，婚姻只是實現生育的手段，不是前提，我國在法律上并未否認單身女性享有生育權。

被告北京婦產醫院辯稱，根據相關規定，該院只能對因病不能自然妊娠及因病需要保存生殖力的女性實施包括凍卵在內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而不能對包括原告在內的健康女性實施以延遲生育為目的的凍卵技術。此外，該院并非因原告是女性而拒絕實施凍卵，而是基于以推遲生育為目的的凍卵可能導致的一系列問題，以及考慮到一系列社會問題，為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而制定的法規規章、技術規范的要求，拒絕為原告實施凍卵。

2015年7月7日，廣州，荔灣區廣醫三院，醫務人員向媒體講解凍卵過程。圖/視覺中國

2022年7月22日，徐棗棗收到一審判決書，法院駁回其所有訴訟請求。徐棗棗和律師隨后向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訴，目前二審還未開庭。

案件經媒體曝光后，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關注。于麗穎說：“我們獲得了很多支持。支持我們的人中，不光有大量單身女性，也有已婚女性，還有很多男性。”

很多單身女性聯系到徐棗棗，說自己此前完全不知道有“凍卵”這回事，覺得加注在女性身上的生育時鐘是沒辦法改變，沒有任何回旋余地的事。

“這就是一個公眾話題，大家很需要一個由頭來討論它，分析它背后的種種問題。我的案子，剛好給大家提供了這樣一個由頭。我知道現在有很多法學專家，在利用這個案例，討論輔助生殖的問題。”徐棗棗說。

但也有很多人表達不解，有朋友問徐棗棗：“你直接出國去做不就完了嘛，干嘛要起訴？”徐棗棗也不是沒考慮過，但據她了解，凍卵如果能在國內實現的話，其成本價只有兩三萬元。而出國凍卵，哪怕去鄰近的東南亞國家，至少需要十萬元；去美國，可能要20萬出頭，還不算時間成本——請假數十天去國外凍卵，這對于工薪族而言，很不現實。

作為“當事人”，徐棗棗還在等著二審結果，她仍有期待，“哪怕案子本身不能夠勝訴，但如果能對于相關議題的社會討論度有進一步的影響，這也就夠了。”

她仍寄希望于國家對單身女性放開凍卵政策，自己和其他有需要的單身女性能“趕上這趟車”。但從2018年咨詢凍卵至今，5年過去了，徐棗棗也已逼近35歲，她還在等，如果還是不行，也不得不考慮先出國凍卵。

對“國家衛健委有關部門就放開單身女性凍卵組織征求專家意見”的消息，徐棗棗和于麗穎都表示：“拭目以待。”

（為保護采訪對象隱私，除于麗穎外，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作者：王衛

圖片編輯：張旭

值班編輯：萬小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