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家欣

編輯|王珊瑚

【資料圖】

說不清是從什么時候開始，28歲的許曉平開始恐懼出行，確切地說，她恐懼的是噪音。在她的回憶中，坐高鐵動車九成的概率會遇上哭鬧的小孩。上車一看到小孩，她就勸自己，“萬一這小孩之后吵鬧，盡量別發脾氣。”

對許曉平來說，容忍噪音，特別是小孩的尖叫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抑郁癥康復不久，遇到持續的尖叫聲時，頭皮一陣陣發麻，渾身血液往上涌，焦慮累積，情緒一觸即發。

今年六月，重慶開往成都的高鐵上，許曉平還是沒忍住，和兩個男孩的父親起了沖突。

那一天，許曉平幾乎都在趕路，晚上六點半才坐上回程高鐵。一個半小時的車程，她本寄希望能休息一會兒。可安靜的車廂里，兩個男孩一直在過道里跑跳、尖叫。許曉平戴上降噪耳機，但仍然阻擋不了尖叫聲的穿透力。許曉平說，她曾兩次語氣溫和地提醒，“小朋友不要那么大聲。”其中一位男孩的父親聽到后提了一嘴，“你們小聲點”。沒過幾分鐘，兩個男孩挑釁似地跑到許曉平跟前喊叫，繼而跑開，還回頭觀察她的反應。

男孩的父親沒有任何反應，許曉平被觸怒了，直接對著那位父親“開炮”，“不要讓我和你在公共場合吵起來”。對方沒有歉意，“小孩就這樣，作為成年人應該容忍。”前排的男性，另一位男孩的父親，回頭打量她，許曉平正在氣頭上，“看什么看”。對方站起身，“就看你怎樣？”許曉平怵了，“對方是男性，發生肢體沖突，勝算很小。”

沖突以許曉平的沉默告結。那兩位父親不依不饒：“嫌吵就去一等座。”

事實上，升級座位也不能躲避尖叫。商務座是26歲的珠珠保護自己的方式。不久前她遇到一家四口，父親一直在打電話，兩個小孩嘶喊。珠珠制止后，被那個媽媽反向輸出，“小孩就這樣，沒辦法像大人一路不講話。”

雖然看到那位媽媽的不易，但珠珠不解，“我需要安靜，他們的困擾不應該由我來買單。”至于小孩的天性，珠珠并不想探究，“父母那一輩覺得小孩要活潑可愛，接受度更高，我們這一代人甚至都不喜歡小孩，（遇上）沒有禮貌的熊孩子，我為什么還要去喜歡？”

社交媒體上，有很多像許曉平和珠珠這樣的人，受高鐵噪音困擾。他們可能是一位周五下班后，經歷兩個小時堵車又趕高鐵回家的人，也可能是一位剛經歷面試失敗的待業青年，又或者是飽受睡眠困擾的人。當利益被侵犯，他們發出疑問，“我為什么要忍受？”

現實中的維權往往不了了之。不滿、憤怒的情緒堆積，在網絡上衍生出“整頓文學”。這些帖子大多以“xx后整頓高鐵熊孩子”為標題，講述自己在高鐵上以兇狠的語氣警告吵鬧的小孩，結局往往“大快人心”，有人甚至得出結論，“還是得以暴制暴，靠發瘋整治世界”。

22歲的小王曾嘗試復制社交媒體上的“發瘋”招數。威海回上海的列車上，隔壁5歲左右的男孩連續踹凳子，哭鬧喊叫，出聲制止的小王卻被男孩的母親攻擊，“就你覺得吵”，“你這種人不配有小孩”。

忍了一個多小時的小王模仿攻略上的內容大喊：“我有精神病，你再不管孩子，我要殺人了！”

孩子的媽媽瞬間被激怒，跳起來指著小王，“你動我家孩子試試”，接著又四處喊，“有人要殺我的小孩”。幸好列車員站在小王這邊，勸告那個媽媽：“請管好自己的小孩，你為什么要讓他在這里亂跑？”

即便如此，剩下的路程很煎熬，小王戴著墨鏡流淚，而且全程提防，生怕對方揪她頭發。

這段經歷被小王分享到網上，有人詛咒她“生不出孩子”，“最好別出門”，也有人說她“吵架不熟練”、“發瘋不徹底”。向來推崇“利益要靠自己爭取”的小王意識到，所謂的“發瘋”、“整頓”都是在擴大沖突，“網絡上教人做事不需要負任何法律責任”。

●2023年7月29日，從銀川開往鄭州東的高鐵上，列車長利用座位最后一排的空間，給孩子搭了個“私人小屋”。

關于高鐵噪音的爭吵，往往最終歸咎于家長的失職上。蓮子曾經就是那些年輕人口中的“熊家長”。

她是一個兩歲男孩的母親。那一次，兒子一上車就開始發出笑聲。蓮子夫妻忙著拿零食哄，前座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男人回過頭說，“管好自己的孩子”。丈夫沒忍住，“十八個月的小孩，已經在管了”。避免沖突升級，蓮子只能道歉，她心里很委屈，“我們已經在引導了，孩子也沒做什么過分的事。”

自從有了孩子，出行就低別人一等。第一次感受到歧視是半年前。一家三口回老家，火車行駛起來噪音大，孩子鬧覺，幾乎全程在哭，蓮子和丈夫只能輪流抱著孩子去車廂連接處哄睡，但還是遭到來往乘客的白眼。

沒結婚前，蓮子每回坐車都會戴上眼罩、頸枕和耳機，一覺睡到終點。有了小孩，出門前要準備零食紙巾尿不濕，想好安撫的招數，提前做好連續抱哄的準備，“只要一哭鬧，立刻抱走”。

蓮子很無奈，她并非不管，而是管不住。在她看來，0到3歲的孩子，對情緒的控制能力幾乎為零，有天生高需求的孩子，也有很乖的小孩，“這個和家長能力無關”。

從父母的視角來看，成人的世界正在對孩童露出苛刻的一面，并且形成連鎖反應。有一回在地鐵上，5歲兒子的手剛碰到旁邊一位女性的露營箱，就遭到呵斥，“別碰我的東西”，這位媽媽很委屈，“我還沒來得及開口道歉。”

這位媽媽很不解，五歲的孩子，正是對外界好奇的階段，認知不像成年人那樣完善。但成人的世界似乎都太著急了，沒有給她更多的時間去教育。

不僅如此，高鐵動車上，孩子似乎就是“原罪”。一位媽媽帶著兩個孩子坐車，還沒坐穩，就被列車員提醒，“管好自己的小孩，不要影響其他乘客”。這位媽媽很委屈，“孩子一直安靜地在我懷里。”之后她一路忐忑，1歲多的孩子，車程7個小時，“確實無法保證她全程都是安靜的”。

一位也經歷過這種“特殊關照”的爸爸稱，當對著弱勢群體吹毛求疵變成所謂的正義，且誤傷也不用付出什么代價的時候，這種正義是很容易在社會流行的。

這種苛責，讓父母們變得更加焦慮。小夏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帶孩子出門她都要小心翼翼，“如果孩子沒辦法全程安靜怎么辦？”“如果我沒法應付怎么辦？”有一回，7歲的老大與她隔著一節車廂，她甚至不敢張嘴換座，“就怕別人覺得我道德綁架”。

關于高鐵噪音的聲討，時隔不久就會登上新聞熱搜。噪音的矛頭越來越在指向兒童群體，這讓家長們感到委屈，“明明看劇打游戲外放、大聲打電話的更多，為什么很少被討論和抨擊？”一位媽媽說。

●2014年12月10日，帶小孩的旅客乘坐G1346次高鐵列車。

近一年來，列車員小寧注意到，關于噪音的投訴變得多起來，兒童和老人是被投訴的主要對象。實際上，在她的觀察中，車廂內的環境與疫情前相比并無太大變化。

有一些噪音確實擾人，比如老年團，不僅吵鬧程度遠超兒童，還不接受列車員的建議。但在小寧看來，大部分關于噪音的投訴都是“小題大作”。比如，“后面有小孩踢凳子，你們也不管”，“有人一直在聊天，你們也不維持秩序”。有一次，一個第二排的女生投訴第八排的兩個老人聊天，在小寧看來，老人的交談屬正常音量，但出于考核壓力，她不得不去提醒老人，“聲音請適當減小”。

事實上，在動車高鐵的車廂里，如何定義噪音，并沒有統一標準，“由乘客自身的體感來定義”。小寧說。

22歲的列車員陳薇自己制定了一套“標準”：乘客交談聲前后各兩排能隱約聽到，不在她的管轄范圍內；如果站在車廂頭尾，能聽到叫聲或者手機外放，那就是需要她出聲制止的噪音。

但眾口難調。就在不久前，成都前往鄭州的動車上，陳薇多次提醒一個吵鬧的小孩，直到小孩家長變臉才打住，結果，同車廂的一位大學生下車后就投訴她不作為。

陳薇透露，班組內曾做過一個投訴者畫像，80%的投訴者是90后和00后。在她看來，這個年齡段以獨生子女居多，維權意識強，生活環境素質偏高，對不同環境的接納能力也就弱了。投訴增多的另一個原因是，普快逐漸被淘汰之后，不同需求、收入水平的人被擠壓到同一個公共空間，矛盾也隨之產生。

按照規定，列車員接到投訴后必須馬上處理，事后投訴甚至沒有給列車員“改過”的機會。對列車員來說，這意味著什么？可能是幾百塊錢的罰款，車長要寫整改報告，車隊干部也要給乘客打電話道歉，“出現一個投訴，那幾天會一直想要怎么辦，還要連累別人，很愧疚。”

但陳薇沒辦法避免投訴。她負責商務、一等和二等三個車廂。高鐵動車約30分鐘靠站一次，每站要驗票、調行李架和巡視車廂，來回至少要走12節車廂，她還要額外給商務和一等座客人發放禮品和提醒下車時間。最忙碌的時候，一趟車她要發掉648瓶水，“甚至沒有多余精力去做其它的事情”。

為了避免被投訴，陳薇現在只要發現車廂里有哭鬧的小孩，就注意觀察周圍乘客的表情：一旦有人皺眉了，她會趕緊上前去提醒小孩，“這也是為了讓他們看到，你在做了。” 但不止一位家長表示，不喜歡列車員的這種“特殊關照”。

關于噪音的爭議，陳薇的老同事們也困惑，“以前人多上不去，給人踹上去還要感謝你，現在你多看一眼，都覺得在瞪你。”在陳薇的觀察里，如今高鐵上的乘客似乎一上車就很疲憊，“要安靜的環境做自己的事”。

經歷了特快、直達到動車高鐵的列車員小寧，也直觀地感受到乘客需求的變化：早年把火車當位移工具，現在不僅要速度，還要環境和服務。

在這背后，小寧能隱約捕捉到社會風氣的轉向，“突然間，大家都開始討厭老人和兒童，以前不這樣。”在她看來，有一些噪音是合理的，比如視頻外放或大聲交談的，以老年人居多，那是因為年紀大耳背。還有生病的兒童，一個到上海看病的孩子，身體不適沿途哭鬧，當她向其他乘客解釋時，一位中年男性反過來投訴她的不作為。

●列車接納的第一次遠行的孩子。他/她們的緊張和快樂都值得記憶。2014年，京滬高鐵。王福春/視覺中國

噪音的主觀性、不同需求的碰撞和新一代人群特性，都使得與噪音有關的沖突升級。列車員也成為被波及的對象，小寧希望，能夠推出老年人和母嬰車廂，或許可以解決這個無解的難題。

事實上，瑞士和一些北歐國家已經開始沿用靜音車廂和家庭車廂，甚至還在家庭車廂給小孩準備滑梯、游戲等娛樂項目。早在2020年，國內高鐵試點過靜音車廂，對于違反規定的旅客，先勸說，再根據需求調換車廂，但曾有乘客反映，執行力度尚不嚴格。

也有人反對。一些年輕的乘客表示，“通過隔離措施解決問題，社會的運行成本上升，憑什么要讓我們這些沒有問題的人，被迫退回一個更小的空間？”有孩子的家長也不同意，“一個孩子都要命了，一個車廂的孩子更崩潰”，或者是顧慮，“不能保證每次都能買到票，在非母嬰車廂帶孩子會受到更多非議。”

高速行駛的列車里，年輕乘客、孩子父母、以及列車員，在噪音這個話題上，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保護各自的利益，但問題還是問題，沒有被解決。

這場沒有以理解為基礎的討論后，每個人還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面對問題。許曉平出行會避開暑假，她的好友則自備錄音筆，“這種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也不會去忍受，可以留存證據。”作為母親的蓮子，將回老家的次數改為一年一次，出行也盡量自駕。

至于列車員陳薇，隨時隨地都開記錄儀，每站增加兩趟巡視。即便如此，只要發現車廂里有哭鬧的小孩，她的心就提到嗓子眼，“這個聲音算大嗎？要不要提醒？不提醒行嗎？”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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