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點：
1第一代農民工深知掙錢不易，還面臨著養家糊口的責任，養成了勤儉節約的習慣，善于積累而不愿消費。他們的收入都寄回老家用于老小的日常開銷、建房修房和子女結婚。 2第二代農民工壓力比父代輕，收入不必寄回老家用于父母生活，能夠用于自身消費。這一代農民工還處于城市化的浪潮中，部分農民工依靠自身努力或父輩支持，進入到城鎮生活。 3第三代農民工幾乎沒有接觸過農業生產，為了表述方便，暫且也用農民工指代。他們普遍不愿意進工廠，更多選擇服務業。也缺乏紀律意識和積累意識，工作自由，不受約束。 4當一代人沉浸于消費主義時，就會出現婚配的現實主義，家庭厚實的適齡青年能夠找到對象，窮人家的適齡青年就可能一輩子打光棍，即使有幸能夠找到對象，也存在著極大的不穩定風險。 5服務性質的工作輕松、自由、結算快速（換言之來錢快），符合年輕人對時間掌控的訴求和享樂消費的訴求。由于年輕人普遍進入到服務業，我國工業產業的發展就面臨著人才補給和更新不足的問題。自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就開啟了農村人口進城尋找工作的潮流，進城就業的農村人口被稱為農民工。按照年齡段進行劃分，從1970年代末期至今，我國已經出現了三代農民工，第一代農民工以60后-70后為主，第二代農民工以80后-90后為主，第三代農民工以00后為主。三代農民工在年輕時所處的產業發展環境、勞動就業環境不同，同時面對的家庭再生產的要求和城市化的要求亦不同，從而形塑了他們不同的生活心態和消費習慣。面對新的環境和新的要求，第三代農民工的身份正在去雙重身份化，但是卻還未找到新的身份認同。
(資料圖)
一、三代農民工的特點差異
農民工是對農村戶籍人口與城市務工人員雙重身份的界定，經過40余年的發展，我國已經出現了三代農民工，三代農民工表現出差異化的特點。
第一代農民工主要是60后和70后，他們進城務工的起始時間是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此時我國的經濟發展剛剛復蘇，需要進行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發展有待成型，大量的農民工涌向城市，進城的勞動力富足，而工廠的就業機會有限。因此，第一代農民工進城務工所選擇的職業，包括做手藝和進工廠兩種類型，當時有手藝的人包括木工、泥工、水電工等，他們在工地上干活，沒有手藝的人就選擇進入到工廠做流水線工人。在當時的就業環境下，農民工處于劣勢地位，他們沒有談判能力，工資由老板說了算，至少是每月一結算，農民工甚至是每年一結算，還存在拖欠的情況。農民工掙錢不容易，不過相比于在老家務農，他們總算有現金結余。由于一代農民工的父母基本在家務農，務農只能保溫飽，缺少結余，因此家庭的發展要靠這一代農民工，他們要養老撫小。對于一代農民工而言，他們深知掙錢不易，還面臨著養家糊口的責任，故而不愿冒風險而慎于流動，并養成了勤儉節約的習慣，善于積累而不愿消費，他們將收入都寄回老家用于老小的日常開銷、建房修房和子女結婚。這一代農民工對自我的安排是不能在城市務工之后，就回到鄉村定居，他們對于鄉村還有濃厚的感情。
第二代農民工主要是80后和90后，他們進城務工的起始時間是00年代至10年代，此時我國的經濟發展已經相對成熟，工業產業發展興旺，第三產業也開始蓬勃發展，就業市場機會充沛，進城勞動力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這一代農民工的市場就業機會多，他們有一部分人進入到工廠打工，還有一部分選擇在城市做小生意。隨著我國產業發展的規范化，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現象明顯好轉，且工資水平不斷上升，在工廠務工的農民工能夠獲得有保障的工資待遇，而在城市做小生意的農民工則能夠持續進賬。第二代農民工在面對家庭時，壓力要比父代輕，一是他們掙錢更加容易，二是父代的積累給予他們生存乃至發展的保障，尤其在婚配時由父母為他們承擔婚配成本，甚至在生小孩之后還可以繼續啃老。他們所掙的收入，不必寄回老家用于父母生活，能夠用于自身消費。在市場化程度不斷深化的環境下，不僅就業機會多，各類消費也層出不窮，因此養成了二代農民工就業流動性強，且愛消費而不善于攢錢的行為習慣。這一代農民工還處于城市化的浪潮中，部分農民工依靠自身努力或父輩支持，進入到城鎮生活，還有部分農民工則繼續在農村生活，對于農村還有一定的感情和依賴，但是不能進城的農民工向往城市生活。
第三代農民工主要是00后，這一代農民工不一定是農民工，因為他們幾乎沒有接觸過農業生產，從未有過農業經驗，但他們的父輩則有一定的農業生產經驗，從事過農業生產活動，只是為了表述方便，暫且對這一代人也使用農民工這一概念進行分析。00后現在開始進入到勞動力市場進行擇業，由于市場經濟飛速發展，各行各業就業機會層出不窮，尤其是第三產業發展迅速，初高中畢業就外出務工的00后更多選擇服務業，比如做餐廳服務員、快遞員、外賣員、滴滴司機等。之所以愿意進入到服務行業工作，一是工作相對自由，二是輕松，三是收入可以快速結算，如日結、周結或半月結。他們做小生意的不多，00后沒有積累，缺乏吃苦耐勞的精神，即使有少部分人會去做小生意，也主要是依靠父輩的資金支持。
他們普遍不愿意進入到工廠工作，主要是因工廠勞動時間長，工作不自由，收入還不比服務業高。在企業調研時發現，現在年輕人都不愿意進廠務工，尤其是不愿意上夜班，理由是工廠的工作太辛苦、不自由，不能上網打游戲，工廠的流水線工作比不上服務業的工作自由。這一代農民工，他們是成長在國家飛速發展的年代，沒有吃過苦，享受著父輩和祖輩在外掙錢在家花所帶來的甜頭，因此他們缺乏紀律意識，工作自由，不受約束，也缺乏積累意識，掙到錢就花，沒有錢再外出掙錢。他們對于未來和成家立業缺乏考慮，過著“過一天敲一天鐘”的日子。他們同樣處于城鎮化的浪潮中，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完全依靠他們自身，是難以順利進城定居的，要看他們的父輩是否有能力支持他們進城。
總結來看，我國一代農民工重積累、輕消費，具有濃厚的家庭觀念和鄉土意識；二代農民工輕積累、重消費，較為依賴父輩的支持，還存有一定的家庭觀念，同時處于城鎮化的浪潮中，具有城市化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父代的支持進城定居；三代農民工不積累、強消費，“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缺乏家庭觀念，在家庭再生產上完全依賴父輩的支持，他們對于農村幾乎不再依賴，面向城市生活。
二、三代農民工面臨的婚配困境與消費主義之反思
消費結構和代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婚配結構。一代農民工不論男女都重視積累，不愿意消費，在于他們在務工中還有家庭的考量，在外掙錢要寄回老家維持家庭再生產。注重積累的男青年和女青年，在找對象時均看重個人能力，這種個人能力直接關乎到家庭的積累能力，60后、70后女性找對象時，特別不喜歡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男性，更喜歡踏實肯干的男性，這種考慮背后暗含的是能否通過踏實肯干增加積累，從而讓家庭變得更穩定更幸福。在這一代農民工進行婚配的時期，家庭支持既不可能也不需要。
二代農民工雖然已經開始出現消費意識，在婚戀時注重感情表達，尤其喜歡通過物質展現愛情的力量，比如彩禮數量、三金五金、房子、車子等。由于已經出現消費意識，年輕女性也變得現實，在找對象時更加看重男性自身及其家庭的財力。二代農民工如果是依靠個體的力量，不一定能夠獲得穩定的婚姻，因他們在婚前注重消費，不懂得攢錢。不過，由于有父代的支持，父代通過積累實現“恩往下流”，將積累的資財投入到子代身上，使得這一代人能夠在父輩的財力支持下完成婚配，維持家庭生活，甚至進入城鎮生活。如果缺乏父輩的支持，這一代農民工找對象和進城都會存在問題。
在三代農民工面對婚配問題時，由于他們的消費欲望強烈，物欲旺盛，缺少積累能力，他們所面對的對象同樣是消費欲望強烈的年輕女性，在找對象時更為看重男性的消費能力和支付能力，如果不能滿足他們的消費欲望，男性就很難找到女朋友。一些農三代反映，現在的女孩很現實，有錢就有得談，沒錢就不可能跟你談戀愛。然而，這一代農民工還存在一個更為嚴峻的問題是，他們的父輩也缺乏積累能力，還有一些父輩進城生活還要依靠上一代人的支持，不能像他們的祖輩支持父輩一樣支持他們，不能為他們在城市買房和娶媳婦。三代農民工就面臨著嚴峻的婚配問題，當年輕男性面對秉持現實主義思想的女性時，他們也就會選擇得過且過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進一步加劇了他們的消費主義情緒，寧愿將賺來的錢用于滿足自己的日常享樂，也不樂意將錢積攢起來娶媳婦。如此就會陷入一個惡性循環，三代農民工越是消費，越缺少積累，越難以找到對象，越是難找到對象，就越是傾向于消費。
可以看到，當一代人沉浸于消費主義時，就會出現婚配的現實主義，即家庭厚實的適齡青年能夠找到對象，窮人家的適齡青年就可能一輩子打光棍，即使有幸能夠找到對象，也存在著極大的不穩定風險。目前，這種消費主義的風潮還在蔓延，嚴重影響到新一代年輕人的價值觀和婚配觀。
三、農民工三代的自由主義與產業發展的勞動力訴求
新一代年輕人身上的消費主義，與自由主義思潮的蔓延有關。這種自由主義思潮表現在方方面面，包括學習自由、擇業自由、戀愛自由、生活自由等。當這種自由主義觀念泛濫時，既會影響到年輕一代的能力積累，也會影響到年輕一代對于未來的預期與判斷。自由主義的核心是以我為主，隨心所欲，這種思想缺乏規則約束，按照個體主義的方式生活。那么，由于缺乏外在規則的約束，年輕一代按照自身的訴求過眼前的生活，卻無法也無能力考慮未來的生活前景。然而，中國人的家庭是中國人的希望和意義之所在，大多數個體難以依靠以己為中心尋找到持久的意義，秉持個體主義價值觀的個體容易走向虛無主義。如果不建立家庭，極易失去生命的意義，不僅對于個體而言不利，而且對于社會同樣不利。
在自由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浪潮下，我國年輕一代普遍選擇了服務性質的工作，這種工作輕松、自由、結算快速（換言之來錢快），符合年輕人對時間掌控的訴求和享樂消費的訴求。由于年輕人普遍進入到服務業，我國工業產業的發展就面臨著人才補給和更新不足的問題。我國工業產業的發展，長期以來依賴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勤勞而價廉的一二代農民工構成我國工業發展的主力，使得我國工業發展借助人口紅利獲得了享譽世界的“中國制造”之美譽。然而，隨著勞動力水平的提高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勞動力的工資水平上漲，我國人口紅利的優勢不斷喪失，而中國制造的低利潤率也使得我國工業發展面臨著轉型升級的壓力。
近年來，我國開始在內憂外患的壓力下進行產業的轉型升級，轉型的產業不能再依賴缺乏技術技能的農民工，而是需求擁有一定文化水平、懂得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的產業工人。但是在轉型升級過程中發現，我國不僅缺乏高水平的技術人才，也缺乏愿意從事一線生產的技能工人。技能工人的缺乏，根本原因在于我國年輕人都不愿意從事生產規律、紀律嚴格且技術集成的產業工作，更愿意選擇自由、輕松、來錢快的服務工作，而農民工已經跟不上產業發展的步伐，不再適應技術集成和知識密集的產業需求。
事實上，穩定的工作和積極的消費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其辯證法體現在時間分配的哲學中。穩定的工作不僅通過占據時間用于生產而壓制消費，而且通過辛苦付出深知掙錢之不易而慎重消費，因此穩定的工作能夠促進積累。相反，流動的工作則會加劇消費，一是在流動的間隙充滿無數的消費需求和消費機會，二是流動缺乏生活預期，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會進一步促使消費思想的增長。對于三代農民工而言，要改變不穩定的生活狀態，可以通過成為產業工人實現思想和習慣的轉變，穩定的生產狀態能夠改變流動樣態和消費習慣，促使他們獲得穩定的生活來源和穩定的生活預期，并增強獲得未來生活的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