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歷史往往不在正史的記載之中，而是隱藏在某些古籍的深處。考古不僅要有地下的，也要有古籍的。所以季羨林先生特別欣賞傅斯年先生提倡的“上窮黃泉下碧落，動手動腳找東西”，而且主張要到資料縫里找資料。他們的真知灼見應該是不移之論。
比方說，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康熙字典》穴部就批評：《史記莊周傳》率皆虛語，無事實。南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也指出：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他直指因為正史模糊的記載，引起了莫衷一是的解讀。
現在全國三個地方在爭莊子故里：安徽蒙城、河南民權、山東東明。有學者排除安徽，壓縮為兩個地方。河南民權和山東東明相距很近，都在商丘附近百公里的范圍內，現在行政區劃分屬于河南和山東，但在先秦時期屬于齊國，是今山東屬地。
(資料圖)
莊子是山東人的定論，在歷史上沒有人撼動。
多種證據證明莊子為齊人
確實，司馬遷只是說莊子是宋人，造成了一種模糊概念。華東師大教授方勇認為“漢人都斷言莊子為宋國人，甚至更明確地指出是宋國之蒙人。”這應該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片面之詞，因為司馬遷以后，離司馬遷最近的東漢大文學家、音樂家，蔡邕這位河南人，首先出來肯定，他一錘定音，確定莊子是齊人。
而與蔡邕同屬東漢的宋衷(《世本》)，南朝的釋智匠(《古今樂錄》)，宋李昉(《太平御覽》)，元丘處機，明末清初閻若璩(《潛丘札記》)，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清李鍇(《尚史》)，今人董治安，都是主張莊子是山東人的。齊人就是山東人。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載：“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
對于這里所說威王聘莊子事，前人多有疑問。宋代黃震《黃氏日抄》卷五十四說：“史無其事，而列御寇、子華子凡方外橫議之士，多自夸時君聘我為相而逃之，其為寓言未可知也。”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莊周生卒考》認為威王所聘的為莊辛而非莊周。錢穆認為，《古今樂錄》亦言湣王時，而謂齊人，則異說也。實際上，如果莊子是楚人，即今安徽蒙城人，那么《史記》為什么不說他和楚威王同時，而是說和齊宣王同時呢?
莊子屬于齊文化，齊文化是海洋文化，“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眾，兵強士勇”(《史記·》卷七十《張儀列傳》)。《史記·貨殖列傳》描述：“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于眾斗，勇于持刺。”“濟清河濁，足以為限，背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之外”(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三十)。
學者注意到，莊周談自然，縱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之孟子言性，以盡心立命為前提，即仁義禮智的修養;莊周談自然，以心齋坐忘為要，在薪盡火傳中體察天籟的靜音。(施百忍《盈科后進：中國傳統文化與新世紀的書院探索》)肯定莊子是齊文化也就是海洋文化的產兒。
方勇先生在《莊子籍里考辨》里批評我在《文史哲》發表的《莊子與齊文化》，引用了陳朝釋智匠所編撰的一部樂書《古今樂錄》所說：
莊周者，齊人也。明篤學術，多所博達。進見方來，卻睹未發。是時齊湣王好為兵事，習用干戈。莊周儒士，不合于時。自以不用，行欲避亂，自隱于山岳。后有達莊周于湣王，遣使赍金百鎰以聘相位，周不就。使者曰：“金，至寶;相，尊官，何辭之為?”周曰：“君不見夫郊祀之牛，衣之以朱采，食之以禾粟，非不樂也。度其用時，鼎鑊在前，刀俎列后，當此之時，雖欲還就孤犢，寧可得乎?周所以饑不求食，渴不求飲者，使欲全身遠害耳。”于是重謝，使者不得已而去。后引聲歌曰：
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噏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饑不索食;避世俟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巖巖之石。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涼回固，可以久長。
方勇先生批評說：釋智匠張冠李戴，謂“齊湣王……遣使赍金百鎰以聘相位，周不就”，并以小說家的手法憑空杜撰了所謂莊周“引聲歌曰”的一段唱詞，所以根本不足為據，后世也從來沒有附和他的人。
他隨后還撰寫了《莊學溯源》《再論莊子與齊文化》等文，對這一觀點進行了反復強調，但實際上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方勇先生此說完全缺乏根據，他不知道釋智匠并不是首倡莊子是齊人的。
現在因為有了互聯網，查閱資料方便多了，發現釋智匠只是錄入者，而且沒有注明版權。原來首倡莊子是齊人的，并不是釋智匠，而是離司馬遷(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最近的東漢蔡邕(133年-192年)，他在《琴操》下里直接點明：
莊周者，齊人也。明篤學術，多所博達，進見方來，卻睹未發。是時齊湣王好為兵事，習用干戈，莊周儒士，不合于時。自以不用，行欲避亂，自隱于山岳。后有達莊周于湣王，遣使赍金百鎰，聘以相位，周不就，使者曰：“金至寶，相尊官，何辭之為?”周曰：“君不見夫郊祀之牛，衣之以朱彩，食之以禾粟，非不樂也。及其用時，鼎鑊在前，刀俎列后。當此之時，雖欲還就孤犢，寧可得乎?周所以饑不求食、渴不求飲者，但欲全身遠害耳。”于是重謝使者，不得已而去，復引聲歌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噏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饑不索食。避世守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巖巖之石，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涼固回，可以久長。”
此詞被編入蔡邕的《琴操碣石調幽蘭》，《詩紀》改為《引聲歌》，后來收入各種版本的漢樂府詩集、《漢詩》、《太平御覽》(引《古今樂錄》)、《文選注》、《續修四庫全書》、逯欽立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等，歷史上沒有說蔡邕的詞是偽作的。個別錄入的古籍把《引聲歌》誤注為魏晉無名氏作品。
蔡邕是河南人，他沒有采用莊子是河南人說，而是肯定莊子是齊人。交往的君王是齊湣王。他的這種權威說法，被后人認同。
因為蔡邕的學術地位很高，而且是東漢時期最有名的莊子研究專家，《莊周獨處吟》曲由于蔡邕的推介，流傳極廣。可惜很多治莊專家還沒有發現蔡邕的這篇名作。
有學者根據《漢書·地理志》和王國維的《觀堂集林·說亳》，認為“蒙”，就是后來的“北亳”，位于今商丘以北的曹縣、定陶一帶。這也印證了莊子是齊人的結論。1995年山東東明召開莊子研討會，重新確定了莊子是山東人的真實歷史。山東大學董治安教授一言九鼎：莊子的出生地就是東明。
莊子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
莊子在有一段時間不被認可，有人說莊子是滑頭哲學，是阿Q主義。但莊子對歷史上的一些偉人的影響極大，是確信無疑的。實際上，中國歷史上很多人對莊子是贊美有加的。很早就有莊子是大儒的說法，有人根據歷史線索，說莊子是顏回的學生。
韓愈自述所讀書不過數種，其中就有《莊子》，柳宗元也是如此。陸游也篤好莊周。唐皇帝玄宗詔封莊子為“南華真人”，尊其書為《南華真經》。
《莊子》和佛教般若學、禪學關系密切，被佛教著作所看重。明代劉基、宋濂都是莊子的粉絲，宋濂譽莊子為“曠達之儒”，贊其“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為文。馮夢龍《警世通言》里面有一篇《莊子休鼓盆成大道》，作為小說類題材對莊子有點大不敬，但也說明莊子的影響，儒釋道三教都重視莊子的思想資源。
明末清初金圣嘆盛贊《離騷》《莊子》《史記》，稱這些書為才子書。曾國藩給兒子曾紀澤的信說：余于《四書》《五經》之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韓愈文)四種，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讀精考。他對于親屬讀書，贊賞他們讀《莊子》，“觀看《莊子》并《史記》，甚善!”胡適的學生傅斯年非常重視《莊子》，抗戰期間物價昂貴，宋本《莊子》要用金條來計算，傅斯年居然用金條買《莊子》給王叔珉研究之用，用完后鎖在保險柜里。
既然確定莊子是山東人，就應該趕快把莊子請回家，不能再讓莊子居無定所，一會兒在河南，一會兒在安徽，應該穩穩實實地把莊子的家安在山東。有關莊子的遺跡，原來有的，現在進一步修葺;沒有的，應該新建。現在山東省要建設文化大省，把莊子請回山東，就可以真正形成山東作為文化大省的格局，東有膠東半島：芝罘、蓬萊仙島，青島;中有濰坊，淄博的稷下學宮百家之學，濟南的扁鵲、鄒衍、李清照、辛棄疾;南有曲阜的孔子、鄒縣的孟子、滕州的墨子，東明的莊子，蘭陵的荀子;北有惠民的孫武，濱州的杜受田……這些文化資源會對山東省的思想界促進創造性思維作出貢獻，提高山東人的精神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