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市臨淄區齊都鎮小徐村西，如果不加留意，這里跟村里其他的莊稼地其實并無二致。

被風刮的耳朵生疼，剛剛忍冬的小麥耷拉著頭，還沒從冬天的余寒中醒過來。踩過田埂間的小路，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董文斌指著眼前的考古現場，“經過我們近5年的考古發掘，可以確定這里是稷下學宮的遺址。”

穿越了2000多年的時光，稷下學宮從塵封的黃土中走來。作為稷下學宮考古項目的領隊，董文斌所說的遺址“確定”，只能算是稷下學宮項目考古的一次開端，有更多的未解之謎在等著被解開。“我們現在的位置是稷下學宮的廣場，相當于學校的操場，千年以前，古人可能就在這里蹴鞠游戲。”

于茫茫典籍中尋找

按照專業的說法，眼前這一片黃色的夯土基址是“齊故城小城西門外建筑基址群”。作為歷史遺跡，這里實在不具備多少觀賞性：幾排土坑內有依稀舊日輪廓的斷壁殘垣，每一個殘壁上都有詳細的編號，工人正在清理冬天保溫覆蓋用的黃土。

土坑內偶然會閃現出一兩片碎瓦片，上面依稀會有殘存的花紋。

除此之外，這里實在是“平平無奇”。然而，就在這片在這片波瀾不驚的黃土之上，專家認為就是這里出現過“中國古代第一所大學”：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世界上最早的官辦高等學府，也是中國最早的“社會科學院”“政府智庫”，始建于齊桓公田午時期。“稷”是齊國國都臨淄城一處城門的名稱，故因學宮地處稷門附近而得名為“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舉辦、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學府。中國學術思想史上這場不可多見、蔚為壯觀的“百家爭鳴”，就是以齊國稷下學宮為中心。在此期間，學術著作相繼問世，其中《管子》《晏子春秋》《司馬法》《周官》等書的作者，基本都是稷下之士。

作為中國歷史上創辦最早、規模最大的國辦大學堂，稷下學宮與差不多同時出現在雅典的希臘學園(又稱阿卡德米學院、柏拉圖學院)堪稱雙璧。它們是世界上最早的集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為一體的思想學術文化中心，分別在世界的東、西方以相似的方式展現出人類早期文明的智慧之光。

這所在中華歷史上曾經輝煌的古代學府，在幾千年的歷史塵埃中逐漸被掩埋。

和其他的考古項目比起來，尋找稷下學宮遺址更為艱難。作為一所學府，稷下學宮的意義更多的在于其歷史文化地位，這也就意味著其能夠挖掘并研究的文物非常有限。不止一代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想要追尋稷下學宮的遺址，但因為時間太過于久遠，線索太過渺茫，始終無法確定。

唯一的線索，就是茫茫典籍文獻中的草蛇灰線一樣的點滴記錄：西漢劉向《別錄》：“齊有稷門，齊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于其下”;十六國時期南燕國臨淄人晏謨所撰《齊地記》所載：“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室，趾往往存焉”，“臨淄城西門外，有古講堂，基柱猶存，齊宣王修文學處也”。

種種記載表明，稷下學宮的位置位于“齊城西門側”，“臨淄城西”，而且附近有水域。而這些史書典籍中浮現出來的記錄，也被敏銳捕捉到，成了后人追尋稷下學宮的線索。

跨越幾十年的接力賽

尋找稷下學宮的位置，是一場接力賽。

一代代的考古學家，在茫茫的歷史塵煙中探尋和記錄，新中國成立后，就連郭沫若先生也曾滿懷激情的加入到這場接力賽中。一代一代的追尋中，時間來到2017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組建了一支臨淄齊國故城考古隊，開始重點尋找稷下學宮。

董文斌還記得，初到齊都鎮小徐村西附近時，這里只是一片平整的小麥地。雖然已經掌握了大量對于稷下學宮位置描述的線索，但是從這片絲毫沒有異樣的莊稼地里找出2000多年前的古跡，難度可想而知。

“我們用了很多方法去尋找探測，不僅是通過先進的設備，也是通過經驗去分析。”董文斌有點苦惱的撓撓頭，“經驗這個事我沒法說，因為這太復雜了，這是我考古十幾年以來的積累。不過很幸運，我們找到了。”

考古隊對齊故城大城及小城西側進行了大規模的詳細勘探，在大城西門外側發現大面積漢代聚落，在小城西門外側發現大規模夯土建筑基址群，共計14個單體建筑基址;2019年，考古隊又對小城西門外側建筑基址群中的5號基址進行了試掘，證實其屬于長條形大型夯土基址，并在發掘區西側發現了打破建筑基址的灰坑，出土了大量齊刀幣錢范殘塊。

但是，僅憑十余個建筑基址的發現，還無法認定這是稷下學宮遺址所在。有兩個問題沒有解決：一是出土錢范的位置和建筑遺址是什么關系?二是建筑群是不是有圍墻，其整體布局究竟是怎么樣的?

考古工作者們聚到一起，梳理文獻、看圖紙、分析地貌，重新對遺址進行了仔細的勘探。突破口出現在2020年，考古隊很快發現，建筑基址群的南、西、北三面外圍有壕溝，南壕溝內側殘存墻垣，與齊故城小城之間沒有壕溝，但發現一條南北向道路，北接小城西門，南面可能通向小城南門。同時發現建筑基址群外圍壕溝與小城城壕相通，兩者形成一體格局。而且在南墻垣和11號建筑基址之間發現一片東西向的廣場。至于出土錢范的遺址，則打破了原來的建筑基址，屬于戰國晚期。

種種證據都指向“稷下學宮”。

“如果說只有一個線索，那可能是巧合，但這么多的巧合疊加在一起，這就已經不再是巧合。”董文斌告訴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綜上所有的線索，我們可以確定，這就是稷下學宮的遺址。”

千年的時光過去，早已經是滄海桑田，但是總有一些痕跡留下，“稷下學宮遺址所處的位置比較低洼，以前確實曾經有湖，一直到50年代搞建設，湖才被抽干。”董文斌說，而這也符合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水經注·淄水》中的記載：“系水傍城北流，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

稷下學宮，“壯哉盛哉”

隨著稷下學宮遺址的確定，這所千年前的最高學府，也在緩緩揭開他神秘的面紗。

“我們對廣場下的土層進行碳十四測年，結果顯示為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90年，這個年代正好略早于田齊桓公時期。史料記載稷下學宮始于齊桓公，因此碳十四測定和文獻記載的時間也很吻合。”董文斌說，是此次考古發掘發現了經過硬化處理的廣場，同時還發現了千年前的排水管道，這些建筑發現都有極高的歷史研究價值。這也證明了司馬光在《稷下賦》中對于稷下學宮建筑的描述：“筑巨室，臨康衢……高門橫閌，夏屋長檐，樽罍明潔，幾杖清嚴”。

“在2019年和2020年的發掘中，我們都發現了大量的鋪地磚和少量螺鈿裝飾的建筑構件，證明這些建筑規格較高，而且建筑基址的墻體中預先埋設了排水管道，因此該建筑群是一體化設計、建造的。”從這些遺跡的點滴中，可以窺得當初稷下學宮云集天下賢士、開啟百家爭鳴的盛況：

學派云集，名人薈萃，人數多至“數百千人”。宣王時，一次將稷下學者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即給予高官厚祿，而不必理政務，專司教學研討。

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曾滿懷激情地描述戰國百家爭鳴的情狀：“孔北老南，對壘互峙，九流十家，繼軌并作。如春雷一聲，萬綠齊茁于廣野，如火山炸裂，熱石競飛于天外。壯哉盛哉!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跡也。”并認為這是“前空往劫，后絕來塵”的歷史絕唱。

在長達一百五十多年的歷史進程中，稷下學宮始終作為中國思想文化的中心影響遍及列國，在中國乃至東方文化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稷下學宮遺址的確定，讓原本冷清的小徐村變得熱鬧，一撥又一撥的媒體來到這里采訪，還有人好奇地扒著鐵絲網觀望考古現場。

平日里與黃土、文物打交道的考古工作者，開始面對鏡頭，一遍又一遍介紹稷下學宮、講述發掘過程、強調文物保護的意義。面對這些， 董文斌覺得采訪和直播，“可比干活累多了。”

采訪的時候，有學校的朋友打電話來，想讓董文斌帶一批學生進行田野實習，電話里，董文斌反復的強調，男生女生都很好，但自己對學生只有一個要求，那就是“能鉆研，肯吃苦”，“只要能鉆研、肯吃苦，我肯定讓他學到東西。”

辛苦之外，也有很多樂趣。考古其實就是跟古人的對話。稷下學宮的遺址，緊貼著小城而筑，小城城壕直接把其圈護在內。發現了這個格局后，董文斌想，這暴露了齊國ƒ統治者爭霸天下的雄心;發現了地磚鋪就的廣場，董文斌會猜想，當時學子們一起在這里蹴鞠的熱鬧景象。

隔著2000多年的時光，稷下學宮，從歷史中向我們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