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正在中國和俄羅斯身上使用“雙重遏制”戰略。但同一時間段內兩面作戰尤其是同時針對兩個大國進行遏制，這在戰略學上是一種極為忌諱的做法。基辛格等美國一些老派政治家已經對華盛頓當前這種明顯違背國際戰略常識的做法表示擔憂，但當前的美國政府卻依然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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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犯下常識性的戰略錯誤
為什么華盛頓會出現這樣的戰略錯誤？筆者認為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原因：一是在戰略上傲慢與焦慮復雜交織。在冷戰中面對蘇聯那么強大的對手最后都取得了勝利，這讓不少美國政治精英過度自信，覺得同時對付中俄也沒問題。事實上，美國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也確實春風得意，但現在卻突然發現面臨諸多所謂“挑戰”，這讓美國一些政治精英頓時感到很不適應并焦慮躁動起來。
二是跟美國當前的戰略決策群體有關。以布林肯和沙利文為代表的這批決策者總體比較年輕，他們的主要政治經歷都是在冷戰之后。我們把冷戰結束的時間節點定在1991年12月25日，即白俄羅斯、俄羅斯、烏克蘭簽署關于建立獨聯體的《別洛韋日協議》幾天之后，蘇聯正式宣告解體。到現在為止，冷戰結束不到32年。布林肯、沙利文以及其他處在當前美國政府關鍵決策崗位上的這批人中，主要都是冷戰后成長起來的，1976年出生的沙利文在冷戰結束時還只是一個15歲的少年。他們沒經歷過冷戰時期極其復雜尖銳的斗爭，這樣一路成長發展過來就容易變得有些盲目自信。客觀而言，上世紀40年代以后西方國家最優秀的領導人或政治人物首先是經歷過二戰的那批，真正有過生死存亡考驗，其次就是經歷過冷戰的那批，而冷戰之后的這一代在戰略經驗上是有不足的，沒吃過那種生死對撞或激烈博弈的苦頭。
三是因為美國政治質量下降，表現為高度意識形態化和兩黨惡斗加劇等。一個明顯的負面效應就是極端思想極易占上風，兩黨各自內部的溫和理性一派往往受到壓制。這種狀況傳導到美國政治乃至外交決策層面，就是溫和理性的聲音和思維持續缺失。
四是由于美俄陷入公開對抗，中美進入全面競爭，加上前面提到的美國政治的意識形態化傾向越來越嚴重等等，導致美國國內真正的俄羅斯問題專家和中國問題專家被邊緣化，要么不敢說話要么說了也沒人聽。凡此種種，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現在美國開始犯比較嚴重的戰略性錯誤。
布熱津斯基的警告“一語成讖”
不少人引用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大棋局》里的一句話，即對美國來說“最大的潛在危險是中國與俄羅斯或許還有伊朗結成大聯盟。結成這種‘反霸’聯盟的原因不是意識形態，而是相互補充的不滿”。但恰恰布熱津斯基對美國的這番警示性預言“一語成讖”，現在美國就在做著這樣的事。
首先，伊朗這些年影響力提升相當程度上要“歸功”于美國。伊朗的處境原本比較艱難，尤其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一是作為什葉派國家領袖，伊朗在伊斯蘭世界屬于少數派，在全世界穆斯林中，遜尼派占85%，什葉派只有不到15%；二是在1979年霍梅尼革命后得罪幾乎整個西方世界，美國和遜尼派國家領袖沙特當時共同扶持伊拉克薩達姆政權進攻伊朗，導致長達8年的兩伊戰爭；三是美國聯手沙特打壓油價，當時主要目的是打擊越來越依靠石油收入的蘇聯經濟，但順帶著也殃及伊朗。因此整個20世紀80年代，伊朗在宗教領域屬于少數派，在政治領域遭到美西方和遜尼派聯手壓制，經濟層面困難重重，同時在軍事上也一度相當兇險。
但之后美國卻開始昏招迭出地不斷給伊朗“幫忙”。小布什政府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推翻薩達姆政權，幫著伊朗搬走一個“天敵”。接著，美國又在伊拉克搞所謂“大中東民主計劃”，推銷西式民主的“一人一票”。伊拉克國內政治力量主要就是三派，即什葉派占60%、遜尼派不到20%以及庫爾德人。一搞“一人一票”選舉，伊拉克什葉派就異軍突起掌握政權。“打通”伊拉克后，伊朗在地域上就連上了什葉派阿薩德家族執政的敘利亞，以及本來就被認為親伊朗的黎巴嫩真主黨等中東地區其他什葉派政治力量。這樣一來，伊朗在宗教派系和政治上的困境就被一定程度上盤活了。
而在經濟層面，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油價瘋漲，這對嚴重依賴油氣能源出口的伊朗和俄羅斯經濟十分有利。一種推測認為，本世紀初美國資本炒作國際油價上漲背后隱約有著某種“中國因素”。1993年之前中國屬于石油出口國，后來才成為石油進口國，尤其進入21世紀后開始大規模進口國際原油。那些炒作和抬高國際油價的資本力量當時就打起一石二鳥的如意算盤，琢磨既能阻滯中國發展又能賺錢。不料非但沒能坑到在入世后經濟迅猛發展的中國，反而為俄羅斯與伊朗實力的恢復和提升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曲線”幫助伊朗提升影響力但又持續與伊朗保持敵對的同時，冷戰結束后因為一家獨大而在戰略上表現輕浮的美國繼續犯錯，現在還在向著布熱津斯基警示美國的那個“潛在危險”繼續深陷，就是又對中俄兩個大國搞起“雙重遏制”。難怪有人形容，現在的拜登政府是在“胸有成竹地把事情搞砸”。
“雙重遏制”后果顯而易見
美國這種戰略不智之舉后果顯而易見。一是在總體戰略態勢上，美國同時出手遏壓中俄只會導致兩國在反霸等諸多問題上立場和利益更加一致。那么在歐亞大陸核心圈，美國就會逐漸被排除在外。政治寓于地理之中，這個經典國際政治理論依然適用。按照英國地緣戰略學家麥金德的“世界島”理論，自長江到伏爾加河、從喜馬拉雅山脈到北極是歐亞大陸“心臟地帶”，易守難攻。如果美國倒逼中俄關系更加緊密，那么它想控制歐亞大陸“心臟地帶”進而掌控歐亞非“世界島”乃至繼續主導世界，就會難上加難。
如果有過冷戰經驗，美國當前這些戰略決策者就該清楚，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開始美國的戰略態勢就已進入下行軌道。1946年3月英國首相丘吉爾在美國發表“富爾頓演說”拉開冷戰序幕，最初美國相對蘇聯占據一定優勢，但3年多后一個紅色中國突然登上國際舞臺并加入東方陣營，這讓美國的優勢頓時削弱。當時美國國內一部分人心灰意冷，認為中蘇聯手之后美國幾乎不可能贏了。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焦慮導致了“麥卡錫主義”的出現。而后來美國贏得冷戰的一個最大關鍵，就是“爭取到了”中國，1972年對華關系轉圜幾乎立即扭轉了美國對蘇冷戰態勢。美國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最優秀的學者之一、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提出，中國是幫助美國贏得冷戰的第一外部因素。因為中蘇關系交惡，在尼克松訪華之后的整個冷戰后期，蘇聯被迫在遠東地區部署85萬正規軍和50萬邊防軍，這無疑帶來巨大財政負擔并對蘇聯形成掣肘。冷戰前后美蘇戰略態勢的演進變化是歷史留給國際政治的重要經驗教訓，但現在拜登政府內的“少壯派”似乎根本就不重視這些歷史經驗。
二是面對美國為首的西方蠻橫遏壓，中俄也將被迫謀求戰略突圍。面對外部挑釁和制裁，俄羅斯竭力在經濟上反制裁和在外交上反圍堵就不用多說了。而在中國這邊，前不久我們促成沙特和伊朗恢復外交關系，這被公認為中國外交的一項突出成就。我們當然不是如一些西方媒體臆測的那樣要跟美國在中東進行地緣政治爭奪或所謂填補美國撤離中東留下的政治真空，但中國的斡旋外交或者說是和解外交，確實與美國制造矛盾從中漁利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
美國從過去的大英帝國那里學來一套“霸權術”，其中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分而治之，在原本是同一國家甚至同一民族的不同派別之間挑撥和放大矛盾，造成兩個勢同水火的國家或政治實體，并使矛盾雙方都有求于它，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而在中東地區，美國就是利用這個“分而治之”套路制造諸多矛盾。但中國反其道而行之，以促成沙伊和解為例，提供了有別于美西方動輒鼓噪陣營對抗的另外一種路徑選擇。總的來講，中國遵循王道，通過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廣泛深度合作共促發展，對美方的霸道構成反沖。
三是“雙重遏制”中包含要把中國排除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體系之外，這對美國乃至整個西方極為不利。西方發達國家的“造血”功能已經開始失靈，西方工業化時代結束了，互聯網或芯片技術再發達也得有工業產品，但美西方靠自己完成不了，因此高度依賴從外部“吸血”。2022年世界總人口達到80億，其中絕大部分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只有大概10億，不到世界總人口的13%，但其GDP全球占比卻高達近60%，原因就是它們依然主導并且繼續利用這個全球化體系。美國1971年“尼克松風波”違約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美元與黃金脫鉤，轉而在一定程度上綁定石油。現在有種新的說法，石油綁美元關系逐漸松散，變成石油綁中國產品。美國偏偏要把中國擠出去，這對中國當然也有負面影響，但我們畢竟占據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的諸多中樞或核心環節。而美國一旦失去中國產品，在“美元綁中國產品”框架下，美元霸權還會面臨更大問題。
對于這種“雙重遏制”，美國國內反思正在增多，但這能否促成華盛頓及時調整以及如何調整，都還有待觀察。但總的來說，美國同時與兩個世界級大國為敵是一個公認的戰略錯誤。（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