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陳素文的診室是粉色的。

窗簾是淡粉色的，墻上的科普告示是深粉色的，桌上的注意事項、門口的門牌標識、地上的指引箭頭，都是粉色。

三十年來，診室窗外高樓鱗次櫛比，院子里的柳樹越長越高，但醫院里這間計劃生育科的粉色診室巍然不動，陳素文和科室成了一個錨點，守著一條屬于女性的避難船。

(資料圖)

在這里，計劃生育科醫生陳素文接納著來自不同時代、不同年齡、不同身份、背景、性格、觀念的女性。在她身邊，這些女性不用感到羞恥，不怕被看見，可以大聲討論面對生育時的困境、焦慮。

在接診的大部分時間里，陳素文會安靜地聽完這些女性們的傾訴，仔細地給出治療意見，然后溫柔堅定地告訴她們：“不著急，慢慢來。”

在計劃生育科這艘小小的避難船上，陳素文發現，隨著教育、生育政策、人口的變化，來到船上的女性們的想法、年齡、訴求也都在發生變化——

更年輕的女孩來找她做人流手術，更年長的女性來找她“保胎”，流產手術越來越復雜、患有各種并發癥的女性越來越多，而希望“上節育環”的女性，也隨著政策開放重新走進了診室。

這幾年，計劃生育科的工作重心也發生了變化，從“人流”轉成了“保胎”。陳素文也感到，相伴三十年的“計劃生育”這個詞的意義，變得不同了。它不再是具有時代色彩的特定名詞，而是更接近詞語的本義：“該生的時候要優生優育，同時也要選擇一個正確的、合適的生育間隔。”

如今，越來越多的女性更加迫切地想將生育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陳素文總是在想，或許“計劃生育科”，也是時候換種稱呼了。

二胎政策后，計劃生育科的已婚女性

陳素文不是第一次見到這位頭發花白的母親了。

3月底的北京，正值初春。下午的陽光溫暖、明亮，斜斜地透過半透明的粉色窗簾，穿過這位母親的發絲，灑在陳素文面前一疊疊病歷本和診療單上。

陳素文隔著口罩向這位母親打招呼，詢問道：“女兒怎么樣？”

“8周了。”這位母親回答道，眼角的魚尾紋流出笑意。

陳素文低下頭，繼續看著診療單。她的患者并非這位頭發花白的母親，而是她未到場的女兒——一位年輕孕婦。這位準媽媽經歷過兩次胎停，兩個月前終于懷上了孩子，卻又因此焦慮，不敢單獨去陳素文的診室看病。只能讓由母親代替她掛號，向陳素文遞檢查結果。

她告訴這位母親，讓女兒多補血，再來做檢查，并叮囑她向女兒傳達，不要害怕，她會一直陪著她們，直到孩子出生。

陳素文本就擅長治療不孕不育癥。2020年“三孩政策”出臺，許多因為胎停而需要重復做人流手術的已婚婦女，開始更加頻繁地出現在她的診室中。

這些女性大多已經過了35歲，最年長的有44歲，甚至有的女性已經育有一個孩子。她們幾乎都屬于高危產婦——除了年齡增長帶來的亞健康問題和慢性疾病外，她們中幾乎一半的人在初產時會選擇剖腹產。剖腹產造成的瘢痕子宮，讓這些女性重新懷孕的能力下降，懷孕位置風險度增加，讓原本“簡單”的日間手術變成了“高危流產”。

但這并不能讓她們放棄。陳素文的診室里，到訪過太多重復胎停流產的已婚女性。她記得，最多的一次，有一位病人經歷了6次流產，仍然希望能“再試一次”。

一次次的失敗后，每位女性出現的癥狀都不近相同，但都會在診療結束時問陳素文：“我什么時候能開始再次備孕？”聽到她的回答是至少3個月之后，就算隔著厚厚的N95口罩，這些女性們也無法掩飾臉上的失望。

焦慮，在計劃生育科的診室里，是陳素文和已婚女性的共同“敵人”。

除了重復流產和手術復雜度增加外，來問診的女性年齡也開始兩極分化——越來越年輕的未婚女性意外懷孕，排著隊來找陳素文做人流手術：“二十年前，我接診的最小人流患者是14歲，但這幾年，我甚至接診過11歲的。”

而越來越“高齡”的、甚至患有慢性疾病的產婦反而開始備孕、胎停、尋求“保胎術”，中間的年齡“斷層”越來越大。

不僅在陳素文的科室，在北京另一家婦科醫院的人流室里，20出頭的年輕女孩們排著隊，等著人流手術；而另一邊的生殖中心里，50多歲的夫婦們，仍然在嘗試做試管嬰兒，努力乘上末班車，“再生一個”。

在中華醫學會計劃生育分會第六屆主任委員程利南眼中，這與經濟壓力密不可分：“35~40歲的夫妻，家庭經濟穩定了，這時候可能會再想生一個孩子。但多為獨生子女的她們，上有四個老人，工作壓力大，怎么會想多生孩子呢？”

即便越來越多的已婚婦女容易胎停，導致不得不人工流產，但很大一部分選擇選擇人工流產的已婚女性，仍然是因為“不想要孩子”。陳素文接診過許多這樣的女性，大多因為避孕失敗或無效避孕而懷上了意料之外的孩子。

因此，已婚夫婦缺乏相應的性教育，在生育政策寬松的當下已經成為一個重要議題。

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2010-2014年，全球每年有超過5600萬例人工流產手術，其中73%為已婚婦女。《2006年~2016年中國生育狀況報告》提出，兩次生育后的人工流產風險增加，意味著生育2孩后女性的避孕需求未能得到滿足。

當陳素文問起這些已婚女性用什么方式避孕時，其中一位回答說，是體外避孕。

陳素文非常直接地說：“你自己也知道，這不能稱之為避孕，”她皺起眉頭，“根本不安全。”

這位年輕的已婚女性沉默了一會兒，問她：“什么樣的人流方式能不傷子宮？”陳素文直截了當地回答：“生下來最不傷子宮。”

這位“北漂”女性，已經結婚并育有一個孩子。在這之前，她也曾做過一次人流手術。忙碌的生活和工作讓她無力再去撫養第二個孩子，于是決定流產。

她問陳素文能不能“藥流”，陳素文告訴她，因某些原因醫院暫時沒有提供“藥流”了。這種方式效率沒有人們期待的那么高，“流不干凈”，容易引起并發癥。“我們經常收治外院藥流不全的患者，”陳素文說。

她聽罷，思考了一會兒，與陳素文約了下周的手術時間，反復確認“到時候一定是陳主任做手術”后，才放心地離開診室。

“一條龍保胎服務”

陳素文的工作重心，不知何時漸漸變成了“保胎”。

這需要從更早的時間說起。在更早的時候，計劃生育科輝煌過，但現在是大多數婦科醫生們不愿選擇的科室，更有人簡單粗暴地稱其為“人流科”。如果說產科是迎接新生命降臨，那么計劃生育科則標志著一個幼小生命的“失敗”、“失去”、甚至是“終止”。

但現在，像其他計劃生育科的大夫們一樣，陳素文的工作重心變成了“如何治療那些反復胎停、流產和不孕不育的女性”。

“我總是告訴別人，我不是只做流產手術的。”陳素文說，“我是幫她們緩解生育焦慮，按照女性的自我意愿，去決定生命是否來到世上，或者圓她們一個做母親的夢。”

在陳素文的診室里，大多都是“回頭客”。陳素文能叫得出每一個人的名字，了解她們每一段懷孕的經歷。從這些女性胎停后來做流產手術的那一天起，陳素文的“一條龍保胎服務”已經開始。

從做完手術后查胎停原因、到調理、治療子宮、再到指導孕前檢查，優生優育，最后重新懷孕、長出胎芽和胎心，陳素文參與了其中的每一環。每一位挺著肚子從計劃生育科走出、進入隔壁產科的女性，都被她稱為成功“畢業 ”。

陳素文會像對待孩子一樣對待這些女性。她會在診療時稱她們為“寶貝”、“親愛的”；會用商量、哄著的語氣與她們對話。她也會向她們仔細解釋每一步診療方案的原理：“不要著急，只有先把子宮里的病治好了，才能慢慢懷孕。”

她還從不勸想要生育的女性們放棄。一位瘦削、膚色白皙的年輕女性告訴陳素文，自己有貧血、剖腹產生育了一個孩子，現在想要第二個。經歷了三次胎停，她顯得困惑又有些絕望。陳素文告訴她得有信心，“很多人都在我這里一直保胎，保不到最后都不能說放棄。”

造成胎停的原因復雜多樣。除了慢性病、剖腹產外，過往經歷的重復流產也是胎停的重要原因之一。程利南認為，由于曾經性教育的缺失，許多女性不懂得避孕，甚至將“人流”作為避孕手段之一，一旦懷孕就去流產。而現在，當這些女性想要生育時，過去重復流產帶來的并發癥會很容易使她們發生胎停。

臨床上，一位女性一生中做過兩次及以上人工流產，就稱為“重復流產”。《中國育齡婦女人工流產水平變化趨勢及相關因素分析》指出，世界每年大約有9900萬非意愿妊娠，其中56%以流產告終。按全球每年流產數量為5590萬估計，每千名15~44歲育齡婦女流產次數約35次。

而在中國，全面“二孩”政策后，人工流產數量仍然巨大，每年人工流產例數在900多萬例， 其中約有50%是重復人工流產，已育者平均重復流產次數是未育者的1.171（1.098-1.249）倍。預計未來幾年，中國人工流產總數將穩定在每年970萬左右，人工流產率約為27‰左右。

雪上加霜的是，除了重復流產外，如今，這些女性的年齡普遍超過35歲。程利南表示，胎停的比例會隨著年齡的增加而增加，“當時的第一波獨生子女政策下的女性，都想趕這個時間懷孕，我們在臨床看到很多40歲甚至45歲以后再懷孕，其中有一半的人是胚胎發育不好的，是容易胎停的。”

一位婦產科大夫回憶說，自己認識一位女性，45歲了想要二胎，“拼了老命好不容易懷孕，結果流產了。”這名婦產科大夫記得，她得知消息后，哭得“一塌糊涂”，后來也沒再懷過孕。

讓“計劃生育”回歸本義

來計劃生育科“上環”的女性變多了。

“上環”指在女性子宮內放置宮內節育器，俗稱“節育環”。在近年來很多中文報道的敘事里，“節育環”是獨生子女政策下女性身體遭遇“禁錮”的枷鎖。許多年輕獨立的女兒帶著媽媽進入醫院，取出體內埋藏多年的節育環，象征著兩代女性在多年后，共同拿回屬于自己的身體和生育主權。

但女性自我意識進步、性教育普及的當下，“上環”和“取環”的象征意義反而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其實際意義——它不再與時代和政策掛鉤，只是回歸了其作為一種經濟的、高效的避孕手段的本質，供女性選擇。

與曾經被迫“上環”后十幾年置之不理的女性相比，陳素文認為，如今主動要求“上環”的女性，對自己身體狀況敏感，反而是一種避孕和性教育意識提高的體現。“她們完成生育計劃了，就采取一種長效理性的避孕措施，”她說。一切都是能掌控的、有計劃的。

同樣需要回歸本意的，還有“計劃生育科”。這兩年來，陳素文總是會接到別人的電話，問她生育政策放開了，是不是科室要消失了，這讓她覺得很無奈。

在中國，“計劃生育”四個字有著鮮明的時代感，是連接著特定生育政策的產物，使得人們總以為“計劃生育”相當于“流產”、“節育”。

事實并非如此。在國外，長久以來，“計劃生育”更多指的是一個家庭內的生育安排——選擇合適的生育間隔，生育時間，優生優育，每個家庭都不一樣。

在美國，“計劃生育協會”也被稱為“planned parenthood”。在中國曾經的獨生子女政策下，這種被強力干預的家庭生育安排幾乎是完全統一的：“生完一個孩子后，所有家庭的計劃都一樣，都是終止妊娠。”

但現在，陳素文覺得，人們對“計劃生育”這個詞語的認識或許也需要改變。計劃生育科本身或許可以換種稱呼——“我們可以叫‘生殖調節’，或“生育調控”，幫想避孕的人避孕，幫想生孩子的人生孩子。這也是與我國現行的生育政策相符的。”

除此之外，就如同“家庭計劃”所注重的“家庭”一樣，“計劃生育”的責任也同樣需要落在家庭上，而非僅依靠女性的節育。

程利南認為，男性的計劃生育責任一向是缺位的，“也許許多領域都是重男輕女，唯獨在避孕和生育領域是重女輕男。”

從節育方式上來說，針對女性的節育手術，可及性更強，而真正提供針對男性的節育手術的醫生和機構則較為稀少。社交媒體上，總能看到一些男性想要結扎，到處找男科醫生，卻沒人能做。

實際上，在過去的50年里，相較于女性，男性能使用的避孕方法幾乎沒有變化。當前，男性唯一能使用的避孕方法只有避孕套和輸精管絕育手術。而女性，除了輸卵管結扎手術之外，還能使用節育器、皮下埋植避孕針、口服避孕藥、和長效避孕針等多種避孕措施。

這種性別間的生育責任不平等，也體現在了婦產科上。盡管先鋒的婦產領域理念鼓勵男性參與進產科和生育健康中，但一些產房或婦產科科室的門口，仍然有時會寫著“男性止步”或者“家屬止步”。

許多臨床醫生認為，這是保護女性在做檢查時的隱私和心理安全感，但另一方面，一些專家認為，這同時也限制了男性參與進家庭生育健康的決策中來，導致其對流產、胎停等生育創傷認識不足。

在陳素文接診的患者中，有一個年輕的女孩子曾問她：能不能不要在請假條上寫因為流產而請假？那位患者在一個工作日下午找到陳素文。這個女孩是個白領，做著精致的美甲、戴著墨鏡、燙著卷發。

她告訴陳素文，自己的上司是男性，不知道怎么解釋流產：“我只能告訴他，這段時間得甲流了，要休息十天。”

張雨簫｜撰稿

李 琳、嚴雨程丨責編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