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不久的春節假期里，“高價彩禮”再次成為熱門話題。2月19日，多地適婚青年及其父母告訴南都、N視頻記者，當地彩禮行情還在上漲。
日前，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指出“推動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風易俗規范，強化村規民約約束作用，黨員、干部帶頭示范，扎實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這已是中央一號文件連續3年點名“高價彩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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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高價彩禮”問題的治理由來已久，甘肅、河南、四川等部分地區也于近期披露治理成效。不過，治理“高價彩禮”問題，難以一蹴而就，制約因素錯綜復雜。
“高價彩禮”為何近期又引關注？背后成因是什么？各地對抵制“高價彩禮”有何嘗試？治理難點在哪？南都記者多方采訪，梳理了“高價彩禮”四大焦點。
一問：“高價彩禮”為何近期又引關注？
在剛剛過去的春節返鄉高峰期間，“高價彩禮”再次成為熱門話題。
在外工作的江西萍鄉適婚青年張先生春節回家后發現，當地的彩禮“行情”已漲到12.8萬元至18.8萬元。
江西撫州是坊間傳聞中省內彩禮排名靠前的城市之一。女兒正值婚育年齡的撫州居民易女士告訴南都記者，目前當地的彩禮普遍在30萬元左右，其中農村的費用更高。“這幾年來，彩禮的確在漲，一個農村男孩要結婚不容易。除了彩禮，還得置辦‘五金’，辦成事酒，給女方家‘打發錢’，光是訂婚就得花40到60多萬”。
據易女士了解，“因為彩禮高，生兒子多的家庭負擔很重。以往說‘多子多福’，現在情況變了，女孩相親時聽說男方家有幾個兒子，都不大樂意。彩禮要得反而比獨生子家庭更多，有些甚至根本不見。”
來自浙江某縣城的李女士告訴南都記者，春節前后她的親戚剛結婚，親戚家拿了幾十萬彩禮給女方，女方則陪嫁了一輛車。據她觀察，彩禮“年年漲價”，親友們包的份子錢也不會低于千元。“其實我家鄉也不重男輕女，可能主要是出于好面子，有些人家應該也會把所有彩禮和陪嫁給小夫妻兩人的小家庭用。”
南昌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建生，近年來輾轉于江西、四川、甘肅、貴州等地農村地區，進行鄉村振興相關研究。他在走訪中發現“高價彩禮”問題農村比城市更突出。“現在農村說彩禮高就是20萬左右，一般為求個吉利數字，18.8萬、16.6萬、13.8萬這種比較多一些。”
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靳小怡長期從事農村人口婚姻家庭研究。為了解當代中國農村男性婚姻成本，2018年初，靳小怡帶領課題組在山東、湖北、河北、江西、安徽、四川、甘肅、河南、山西、陜西和湖南11個省份，涵蓋東、中、西部的經濟發達和欠發達地區，對春節返鄉的農村外出務工人口開展抽樣調查，共計獲得有效樣本5004個。
靳小怡向南都記者介紹，這次調查不僅限于彩禮花費，還包含了媒人中介費、婚禮和婚房花費。她發現，農村男性婚姻成本地區差異顯著。總體而言，西部地區婚姻總成本最低，但其中彩禮花費占比卻最高，東部地區則在婚房開銷上占比更大。
“中西部男性成婚難最直觀的表現即為‘高價彩禮’，東部受較高房價的影響，農村男性主要面臨較大的婚房購買壓力。”在靳小怡看來，隨著近年來彩禮要價不斷攀升，“高價彩禮”令婚姻儀式感減弱、“交易”性質加深。
“高價彩禮”也滋生出諸多亂象。南都記者注意到，2021年3月，江西九江銀行推出“彩禮貸”宣傳海報，以“彩禮開銷不用愁 ‘貸’來穩穩的幸福”為標語，稱“最高可貸30萬元，最長可貸一年，年利率低至4.9%”。該海報在網絡上流傳，引發輿論爭議。
后經調查發現，“彩禮貸”系該行零售銀行管理總部的工作人員在“零花錢”消費貸款基礎上，針對新婚客戶群體進行的文案設計。未經該行相關程序審批，此工作人員將尚處于設計階段的文案發至微信朋友圈。
去年2月，網傳寧夏銀川一男子因“沒有50萬彩禮”，女朋友被其家人“強行拖走”，引發廣泛關注。不到一個月后，當事男子再次發聲，稱其和女朋友已經“領證”，“現在生活已經恢復平靜”，不少網友為兩人送上祝福。
今年1月，知乎網帖中一用戶自稱其因“江西萍鄉的女友父母”提出“1888萬彩禮”而分手的消息引發廣泛關注。1月13日，知乎方面回應稱，經核查該內容出自某匿名用戶發布的回答，該回答于1月12日被發布者修改為致歉聲明，承認了杜撰事實。知乎平臺決定對該用戶賬號永久封禁。
諸多亂象不斷引發輿論爭議，也讓“高價彩禮”問題持續受到各界關注和討論。
二問：“高價彩禮”背后成因是什么？
“‘高價彩禮’的成因多被歸咎于性別失衡導致的男性婚姻擠壓。”靳小怡向南都記者解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男女出生性別比例出現失衡，在2004年達到121，江西、廣東、海南、安徽、河南五省的出生性別比甚至超過130。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出生性別比開始穩步下降，七人普數據顯示到2020年已降至111.3左右，也即每誕生100個女嬰，就有111.3個男嬰來到世上。據測算，男性過剩人口在3000至5000萬。
而在城鎮化進程中，人口的遷移流動又加劇了經濟相對落后地區男性的婚姻擠壓。“大量農村青年來到城市，城鄉通婚圈融合，適婚青年有了更多選擇，資源較差的農村男性劣勢地位加劇。”靳小怡表示。
易女士也有同感，“以前彩禮也沒這么高，幾萬塊就行。但現在，特別在偏遠農村地區，很少有女孩想嫁過去。這就導致本地人去外地討媳婦，包括本省的贛州，云貴地區，甚至還有東南亞國家。”易女士告訴南都記者，近期她聽說過最高的一筆彩禮高達42.8萬元，是一名“三婚”女性嫁到當地較為偏遠的農村。
這種情況還催生出許多職業媒人，他們游走在鄉間，每介紹成功一對，便能收取數萬元介紹費。“但這種職業媒人不是很靠譜，為了賺錢，還會隱瞞智力或身體有缺陷等信息。”易女士透露，“我們當地有個智力有些問題的女孩，職業媒人把她連續介紹給四位男性，女方家收到的彩禮加起來近百萬。”
靳小怡發現，在社會關系相對穩定、圈子文化濃重的鄉村社會中，締結婚姻易受到攀比、從眾心理的影響。她舉例稱，農村地區女方家庭索要高額彩禮，除了有“養個女兒不容易”的想法外，更多的考量是“別人家都要這么多，我為什么不要”。而當女方家庭所收的彩禮明顯低于普遍標準時，也會被村民議論“壞了規矩”，因此受到埋怨、排擠。
“大部分父母還是希望孩子過得幸福。城區家庭一般都會讓女兒把彩禮帶走，還會貼補一些給小家庭。”易女士認為彩禮還是得收，不收彩禮怕女兒被男方輕視。“彩禮其實體現了男方對女方和這門親事的尊重，豐儉由人。如果男方是外地人，根據雙方的習俗，商量著來就行。”
張先生也認為高價彩禮來源于攀比。“比如我們鄰居家給了20萬，我就肯定要高于20萬。因為鄰居之間會討論彩禮的事情，還會進行比較。”
另一名老家在江西的祝女士同樣表示，網傳的“天價彩禮”或許會有些“水分”，有的家庭為了面子，會宣稱自己給出了高價彩禮。但實際上，雙方父母會在私底下商討具體的彩禮數目，有些甚至還會考慮分期給付彩禮。
三問：各地抵制“高價彩禮”有何嘗試？
2月13日，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文件在“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方面指出，“推動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風易俗規范，強化村規民約約束作用，黨員、干部帶頭示范，扎實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
南都記者注意到，這是中央一號文件連續3年點名“高價彩禮”。為移風易俗治理“高價彩禮”，全國多地開展了不同行動。
2020年5月，民政部印發《關于開展婚俗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指出要開展對天價彩禮、鋪張浪費、低俗婚鬧、隨禮攀比等不正之風的整治，建立健全長效機制，助力脫貧攻堅，推進社會風氣好轉，并于次年將河北省河間市等15個單位確認為全國婚俗改革實驗區，實驗時間為3年。
甘肅、四川、寧夏等地市區（縣）直接對彩禮、酒席花費制定標準。2022年，甘肅定西市提出9條“硬核”措施，利用8個月時間對高價彩禮、人情攀比等陳規陋習進行集中整治。其中包括對彩禮、酒席“限高”，要求婚嫁禮金不超過5萬元，婚嫁活動雙方不超過2天；舉辦婚事酒席不超過20桌，在城區每桌不超過880元，在農村地區舉辦婚事每桌不超過480元。
同年7月，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發布的《移風易俗條例》提出，按照傳統習俗確需給付或者收受婚嫁彩禮、禮金，彩禮的標準和禮金的種類、標準應當遵守村規民約（居民公約）等相關規定，要自覺抵制索要高額彩禮、禮金或者利用彩禮、禮金干涉婚姻自由；操辦婚事時應控制婚嫁宴請對象、范圍、次數、隨禮標準及接送親車輛、人數和聚餐（宴席）規模、標準等。
今年2月，寧夏涇源縣也出臺《進一步推進移風易俗助力鄉村振興的實施意見（試行）》，提出彩禮最高不得超過6萬元，并逐年下降，酒席不超過10桌，人情禮金不得高于200元。此外，加大“零彩禮光榮，高彩禮丟人”宣傳力度，形成抵制高價彩禮的社會氛圍。
而在2022年9月，江西廣昌縣就曾為“零彩禮”的10對新人舉辦移風易俗集體婚禮，這場婚禮在線直播，觀看量超4萬人次。一位參加婚禮的新娘表示，“這么熱鬧又有儀式感的婚禮，是多少彩禮都換不來的。”
同年11月，在江西省進賢縣人民廣場，進賢縣委宣傳部、縣婦聯、縣民政局等單位聯合舉辦第二屆“樹文明新風不要彩禮要幸福”集體婚禮，現場16對新人參與，共同倡導“抵制奢靡之風，反對高額彩禮”的文明新風之舉，用實際行動踐行移風易俗文明新風尚。
“政府對于這種婚育新風的宣傳和倡導還是非常有必要的。”靳小怡向南都記者表示，觀念的扭轉對于抵制“高價彩禮”至關重要，地方政府因地施策、逐步完善與細化相關措施，充分考慮不同鄉村的經濟社會狀況、村民文化素質等因素，對彩禮標準進行具體地規定，“能夠實現精準打擊和治理”。
劉建生也認為，“限禮”標準、村規民約（居民公約）等移風易俗措施對于降低婚嫁成本、形成新風尚能夠發揮一定作用。
四問：“高價彩禮”治理難點在哪？
多措并舉之下，部分地區整治“高價彩禮”取得成效。2022年底，民政部召開全國婚俗改革經驗交流電視電話會議，指出各實驗區從開展婚姻家庭輔導、倡導簡約適度婚俗禮儀、培育文明向上婚俗文化、傳承良好家風家教四個方面入手，“細化實施方案，聚焦主題主線，采取有效措施創新試點，較好完成了階段性實驗任務”。
河北河間市介紹稱，該市被確定為全國婚俗改革實驗區后，自2021年4月以來，全市共辦理新婚登記4726對，其中“零彩禮”“低彩禮”占比88%，每樁婚事花費比之前平均減少7萬至15萬元。
2021年5月20日，河北省河間市在瀛海公園舉辦“零彩禮”公益集體婚禮，26對新人身穿中式傳統婚服執手入場。新華社發
日前，甘肅定西市也公布了高價彩禮的治理情況，據不完全統計，治理高價彩禮推動移風易俗培育文明鄉風攻堅年行動自2022年6月份啟動實施以來，當地70%的出嫁方彩禮控制在0至5萬元以內，平均為4.9萬元，比行動前下降了10.9%。
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也表示，移風易俗專班運行以來，全州共報備紅事991起，白事2527起，共制止10萬元以上彩禮528起，涉及金額7010萬元，收集村（居）民從簡辦理婚喪事宜的典型案例263起，群眾“不愿收、也不愿送”的氛圍已初步形成。
然而，根治“高價彩禮”難題，依然無法一蹴而就。靳小怡向南都記者分析，“人口是一個大的慣性系統，未來可預期的二三十年內，我們的婚姻市場供需都是不平衡的，彩禮問題甚至可能更加嚴重，這是一個長期的綜合性的治理過程。”
靳小怡認為，“治理的底層邏輯是承認愛情是婚姻的基礎。”她在調查中發現，“高價彩禮”也并不能保障婚姻幸福，“我們發現部分收取高額彩禮的家庭，婚姻質量不高，一個是離婚的意愿比較高，另外婚內家庭暴力發生率比較高。”她表示，應倡導回歸婚姻的本質，將其建立在彼此了解和真實情感之上。此外，還應提升農村人口教育水平，加大中西部農村居民教育投入，令其能夠接受正確的婚戀觀。
“ ‘高價彩禮’背后的另一個問題，是農村‘光棍’增多。”劉建生告訴南都記者，“有的男性四五十歲還是單身，寧愿多花點錢也想成個家。”
靳小怡也觀察到，人口性別結構失衡難以快速轉變，欠發達農村地區大齡未婚男性的生存發展權益應受關注，“比如通過加強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面與支持力度，滿足欠發達農村地區大齡未婚男性的基本生活需求和養老需求，營造更寬松的社會環境，減輕對他們的社會排斥。”
此外，她表示，還應加強教育、就業、醫療、社保等優質資源在城鄉間、區域間的合理配置，促進中西部農業轉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鎮化，避免人口遷移流動加劇男性婚姻擠壓。
從根本上破解“高價彩禮”難題，劉建生認為，一方面政府要加強引導進行移風易俗；另一方面，必須加快推動鄉村振興，不斷縮小城鄉差距，“讓年輕人愿意留在鄉村發展，讓更多男女青年愿意在鄉村安家落戶”。
出品：南都即時
采寫：南都記者 張林菲 方詩琪 楊天智 實習生 陳宇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