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穎盤腿坐著，雙手合十，眼睛緊閉，耳邊是大師父低沉有力的念經聲。她幾乎什么都聽不懂，只覺得尾音拖得很長，“肺活量真大，”她想，“他可以去當歌手。”盡管嘴上努力跟著，意識卻開始模糊，有幾個瞬間，她感覺自己快要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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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一只手戳了戳她，她回過神來，有些發懵地睜開眼，身邊坐著的人都不見了。目光往上移，其他人已排成一列，正圍著殿內轉圈，戳她的師父在隊伍中間看著她，提醒她一起走。她慌忙起身，竄到隊伍末尾，為了不顯得突兀，她不敢連續幾步走，只能在大家一念一動時，盡可能地跨大步前進。
那是她去成都一座寺廟做義工的第二天，按照作息安排，她得參加凌晨4點多的早課。早課持續了近兩個小時，后來她才知道，打坐結束后，大家需要圍著大殿轉三圈。
像周穎一樣選擇到寺廟做義工的年輕人不少。她所去寺廟的一位師父提到，年輕的義工們來自五湖四海，甚至會有人特意從東北趕來，有些特別年輕的，高考結束就來了。
他們大多不信仰佛教，渴望寺廟帶來另一種人生體驗，年輕人紛至沓來，涌入古老的寺廟。有人收獲了想象中的安寧，有人卻發現，這里與“原子化”的現代社會沒什么兩樣，自己像個“免費勞動力”。
周穎所在寺廟作息安排。圖/九派新聞 彭茸雯
一：有人曾認為寺廟是“封建迷信”，有人為了調整作息
周穎成為一名寺廟義工，是在機緣巧合之下，連她自己都“從沒想過”。
進入寺廟之前，周穎沒關注過這方面。她記不清自己從那座寺廟門口經過了多少次，更多時候，她覺得這是一種封建迷信。但偶爾，她也會對里面的生活產生好奇。
春節，時間突然空了下來，她想找個地方打發時間，想到朋友曾提到，這間寺廟對游客開放，立刻給寺廟打了電話。寺廟接待人員表示，從未對游客開放，但可以來做義工，食宿由寺廟提供。
寺廟招收義工的門檻比周穎想的要容易很多，只要年滿18周歲，不需要通過層層的篩選審核，也不需要有宗教信仰，時間上也可隨意安排，哪怕只做一兩天都行。“對工作天數沒有要求”這點打動了周穎，她立刻決定動身，準備利用春節假期去待上四五天。
來到這里后，她發現身邊有很多年輕的義工，來的理由也千奇百怪。有人像她一樣，想體驗一下這種不同的生活，也有人平時喜歡熬夜，聽說寺廟里作息規律，想著“調整一下作息時間”。
義工宿舍和周穎想象的“大通鋪”完全不同。兩張上下鋪的四人間、獨立衛生間、有24小時通電的電源插座，床上甚至還有電熱毯。
徐曉所在的義工宿舍條件更好些，兩人一間，不僅有獨立衛浴和電源插座，還有冷熱兩用的空調、裝有棉被的大衣柜，以及兩張木質大床，“除了要自己鋪床，別的跟賓館雙人間沒啥兩樣。”
她到現在都念著寺廟的齋飯，土豆燒菌菇、豆腐白菜餡的素餃子，齋堂里燒的所有菜都很好吃，她總想著什么時候能再嘗上一口。
和許多來做義工的年輕人不同，佛教是徐曉的信仰，對她來說，來到寺廟做義工，是件莊嚴而神圣的事。
常州人大都信佛，這是一代代傳下來的。受家人和身邊朋友感染，她想到寺廟做義工的念頭已經好幾年了，但因為工作原因一直沒能成行。好不容易趕上今年過年，她如愿成為了嘉興一座寺廟的第一批義工。
寺廟招收的年輕義工很多。一些其他寺廟的人來參觀時，總覺得驚奇。他們問廟里的僧人，是不是因為有人來參觀，所以特意從外面雇了很多年輕人過來，“好讓我們覺得你們寺廟很有朝氣”？
二、20多歲的年紀迷茫在寺廟想明白了很多
“00后”的唐玲玲去年剛從一所大學設計專業畢業，沒有升學或工作，選擇備考雅思，準備第二年申請港校。看到周圍的同學們陸續開啟了新的生活，她一度陷入迷茫和焦慮。
她是一個堅定的“唯物主義者”。2022年末，備考壓力大，她想著“找個清靜的地方待一下，換一換這個焦慮的狀態”，剛好一位朋友介紹，鄰省的一個寺廟里的師傅“很厲害”，機緣巧合下，唐玲玲動身前往，一待就是兩個多月。
進入寺廟并不難，沒有考核的門檻，硬性條件就是年滿18歲。在寺廟中，用手機等設備都是自由的。
唐玲玲的義工生活清閑自在。她曾和帶她的師父講，自己今年希望能得到一個很好的一個offer，想要成功上岸。住持師傅就不會讓派給她很繁重的工作，每天只需要掃地、拖地、摘菜，或在香客多的時候去幫忙。
在寺廟里，每天上課和工作的時間加起來只有四小時左右，其余時間唐玲玲都可以自由支配。遇到有信眾，附近村民上來幫忙的情況，她全天時間都可以在廟里自行學習。
來到寺廟后，唐玲玲的作息也變得規律起來。早上4點半左右起床上佛經課，課后有運動大約半個小時，中午有午休，通常晚上九十點鐘就會睡覺。“起的很早，三餐很穩定，只需要做一些類似的家務的工作”。
寺院里，師父的“生活情調”也潛移默化的影響著她。師父們在后山做了一個樹屋，在樹屋下面搭了一個喝茶的小亭子，旁邊還鑿了流水，隨處可見綠植和各式各樣的花兒。寺里有人過生日的時候，師父還會拿吉他出來為壽星唱生日歌。
“很養人”，提起這段經歷，唐玲玲心懷感激。在她身邊，20多歲的年輕人，好像都對自己未來的方向和前途感到迷茫和焦慮，不知何去何從。她也遇到很多和她一樣來到寺廟的年輕人：“現在的人太焦慮了，可能都想借用這種方式，去找一找別的答案。”
唐玲玲在寺廟自習。圖/受訪者提供
住持師父的課程改善了她的焦慮情況。平日里，唐玲玲常常會沒來由的手抖停不下來，不停刷淘寶頁面。聽了住持的課程，她才明白，這是她焦慮的心理狀態軀體外化的表現。她學到可以通過不停的小跳來緩解。
現在，每當她學習一會兒，就會不停在原地蹦跳。這讓她感到很受用——原來手抖的癥狀也隨之減緩很多，心態也更加沉穩平和。
唐玲玲最喜歡的地方是寺里的禪堂，堂里有兩張長條桌，旁邊有幾個三四層高的木質書架，里面擺滿了佛經。閑暇時，她常來到這里自習，伴著遠處隱約傳來的佛經聲和寺院清幽的香氣，她伏在案上奮筆疾書。
“我的同學們大多畢業后沒有從事本專業工作，有人找了半年工作，仍然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在這里能靜下心去思考未來，這種感覺挺好的。”唐玲玲說到。
三、“摸魚”都是奢望 和在廚房打工沒什么兩樣
唐玲玲在寺廟生活的日子里尋找到了清凈與安寧，但對22歲，沒有工作的王翰來說，他卻對寺廟義工的經歷感到痛苦。“永遠不會再來，除非哪天我腦子短路了。”
王翰覺得，比起“義工”，自己更像一個免費勞動力。
2022年8月，王翰因生活有些不順想散散心，看到網上寺廟義工的招募，此前從未了解過佛法的他想著，寺里應該清凈些，選擇成為了一名義工。
“沒想到那么多爾虞我詐。”王翰感嘆。義工最初的管理人員是一位老居士，那段時間，王翰呆的挺開心。守山門的時候，一些師父會送水果過來。平時出去散散步。碰到一些和善的師傅也會跟他們一起聊聊天。
而自從管理換成幾個年輕人之后，他的不滿日益加劇。
由于義工流動性很大，缺義工的時候，寺廟的工作就壓到了常住的幾個人身上。在王翰眼中，管理人員只知道安排人干活，讓他們動手幫下忙，就一副“不干就走人”的態度。“摸個魚都是奢望，不干活的管理一直盯著你，生怕你不去干。”
在12月時，幾位師兄和王翰都“陽了”，發燒之余還要做繁重的體力活兒，搬瓦、搬菜、抬桌子、為師父送飯。這段日子讓王翰感到憤怒——寺廟把小柴胡顆粒、布洛芬、N95口罩等防疫物資“藏的嚴嚴實實的”，有師兄感染后癥狀比較嚴重，請他去幫忙拿藥，管理人員卻告訴王翰，藥只剩幾包了，要優先留給師父用。
那段時間，“陽了”的王翰每天要干活兒，還要強撐著參加每天早上四點半的早課，有天，他所在的宿舍因為太累了，集體睡過了頭，被管理人員“告狀”到了知客僧（注：接待賓客的僧人）處，當天就被趕出了寺廟。
在勞動分配上，基本是“什么活兒累男生就干什么”。守山門一守就是一整天，有重活時，安排女生過來換班，干完活繼續回去守。
在寺廟的兩三個月時間里，從最輕松的守山門，到齋堂拖地，再到洗碗，看著需要重體力的活一件一件多起來，王翰覺得，是種對于身體和心靈的雙重折磨。
慢慢的，在寺廟做義工對王翰來說，更像是打著“積福報”的名義使喚免費勞動力。寺廟的洗碗工作本來是請的工作人員負責，后來，就直接分配給義工了。王翰在開會時提出這個問題，管理人員回答，因為工作人員不想干，所以給義工干，不想干的話，可以不做義工。
在他做義工的時間里，身邊是年輕人居多，一些人覺得無所謂，一些人像王翰一樣，對寺廟怨氣頗深。王翰記得，一位師兄曾說，“我有力氣我可以多干活，但不能因為我有力氣，就什么活都讓我干。”這句話被他奉為圭臬。
2019年發表在《經濟法界》上的一篇論文指出，寺廟與義工間存在非典型的勞動關系，但保障制度并不完善。應當通過確立義工的勞動合同規則、完善義工的勞動報酬支付標準和社會保險待遇、建立義工自愿轉換規則等方式來厘清寺廟與義工之間的關系維護，保護義工的勞動權益。
邵靜靜也有與王翰同樣的感受。自從在小紅書上刷到寺廟義工的活動，她就心心念念著想去。她并不信佛，只心想能“隔絕開這亂七八糟的世界”，也希望廟里的師父能夠點撥她生活中想不通的事。
去年11月中旬，她請了年假準備做一周的寺廟義工，但只做了兩天就離開了。
初到寺廟，環境和她想的完全不同，90%都在建設中，塵土飛揚的土路、隱藏在土坡里的廟堂、狹小的工廠宿舍，登記后，身份證也被“沒收”了。
登記表上，她選擇的工作崗位是農林耕種，但還是被分配到廚房，因為“那邊不缺人”。入住后，她發現室友在做了兩天室外工作后，也被叫去了廚房打雜了五天。
第一天，她干了一切與廚房有關的活兒，手被水泡的發白，渾身發冷。躺在床上，她有些難過，覺得“這不是我想要的”。和男朋友說了之后，男朋友讓她回去，“這和外面餐廳廚房打工有什么區別？”
她的經歷得到了很多網友的共鳴。很多網友給她私信，都說基本都是在廚房幫忙，而且在普通的寺廟，很少能遇到愿意和自己聊天的師父。
四、年輕義工越來越多寺廟義工只是人生中的一次體驗
無論義工體驗如何，涌入寺廟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了。寺廟也在飛速發展的時代中，與社會緊密的連結在一起。
對于僧人來說，現在的寺廟人來人往，已經完全融入了現代社會之中。“每年都會有很多人來來往往，有些人只住了兩三天，有些人一住就住了一年。”唐玲玲回憶。
唐玲玲在網上看到過一個帖子，有人問情侶在這邊當義工，是不是要裝作不認識。在唐玲玲看來只要舉止不是很出格，不必隱瞞兩人間的關系。現在有很多夫妻共同來做義工，或者家庭把幾歲的小孩帶來做義工，對于寺廟來說，都是歡迎的態度。
現代寺廟和外界的想象有很大不同。唐玲玲身邊，很多師父都是“半路出家”，前半生在國內的教育體系培養下，讀了很多年的書，網購、在網上查資料、做excel表格，這些寺廟里的師父基本都會。
徐曉也感受到寺廟生活的現代化。每天早上5點舉行大拜儀式時，師兄們會在微信上進行直播，平常也會直播講解一些佛理佛法。一位師兄還在義工群里開了一門相關的線上課程，每周三晚上，他會使用騰訊會議給大家上課。
周穎和寺里師父交流時，也發現有些師父還對時下流行的新媒體興趣濃厚。寺廟有自己的公眾號，上面會定期發布寺廟舉行的回饋活動、年會和招募義工的通知。短視頻也在涉獵范圍內，主要是閃著金光的佛塔的照片，配文里是對大家的祝福。
“但我們不熟悉，不知道怎么能做得更好”，師父告訴她，現在寺里打算招一個主做新媒體的人。周穎在做義工期間，也借助自己“旅游博主”的技能，幫寺廟拍攝了很多照片。
周穎為寺廟拍攝的照片。圖/受訪者提供
網絡為寺廟提供了便利的渠道。周穎從寺廟回家后，也在小紅書上發布了一篇筆記，講述了自己做義工的經歷。這篇筆記發出后，有上百個人找到周穎，詢問如何去這間寺廟做義工，她“回都回不過來”。
張瑤是四川一寺廟的“長期義工”，只要有空閑，她就會來住上一段時間。家住成都的她，是通過“佛友”們口口相傳的推薦來到的這間寺廟。
在張瑤記憶中，小紅書和知乎等社交平臺為寺廟招攬來了很多年輕義工，其中不乏很多從外地趕來的，上了年紀義工基本都是家住寺廟周圍縣市的。她接待過的最小的義工剛剛高考結束，年僅18歲，來了就表明要長住40天。她有些緊張，打電話去和女孩的父母確認，并告知了主管。
這家寺廟的“老義工”喬雪，從2022年11月和丈夫一起進入寺廟做義工至今，已經待了4個月左右，幾個月來，她看到了很多年輕義工來來往往，但“基本都是來體驗生活的”。在喬雪看來，年輕義工“干活兒”的主動性和能力會與老義工有差距。
做了10年義工的許云今年快49歲了。她眼中看到的義工，更多是五六十歲的人。從2013年開始到疫情前，基本每個月兩次風雨無阻。每次去幫忙，她心里總想著“我多干一點，她們就能少干一點”。
在20多歲的周穎看來，大多數來做義工的年輕人沒有老一輩的想法。他們并不信佛，也不是為了“積福田”，只是想“找個清凈的地方待一待”，調整作息，暫時逃離生活。更多的，是希望義工經歷能夠對自己的現實生活起到幫助。
王翰和邵靜靜的義工生活和自己的想象相去甚遠，繁重的工作留下了一段創傷的記憶。而對唐玲玲和周穎而言，她們收獲了想要的生活的答案。
周穎慶幸自己是在寺廟繁忙的那段時間來到這里，雖然每天都在工作，屬于個人的時間很少，但至少能睡幾個懶覺。她聽說，平常空閑時，凌晨會有師兄特意來敲門，讓大家起床去趕四點的早課。室友常常念叨的“輪回說”也讓她害怕，“有點像洗腦，偶爾聽一次還可以，如果一直聽這些，我肯定是不行的”。
義工之旅結束，周穎仍然不信佛，但那段短暫逃離喧囂的時光對她彌足珍貴。現在，她已經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軌道，開始年后的“復工”。
唐玲玲還住在寺廟里，她覺得，自己可能會再呆一段時間，等到雅思成績或錄取通知下來時離開。
“我早晚還是要回到自己生活里去的。”唐玲玲說道。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九派新聞記者 王怡然 彭茸雯
【來源：九派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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