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時代財經 作者：王瑩嶺

國考明天開考。

根據工作安排，經研究，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2023年度考試錄用公務員筆試定于2023年1月7日、8日舉行。12月16日，#國考重啟#話題曾迅速登上微博熱搜第一，當天閱讀次數達6.6億，討論次數6.8萬。

(資料圖片)

11月28日，國家公務員局發布公告，根據當前新冠肺炎疫情情況和防控工作需要，原計劃于12月3日、4日舉行的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2023年度考試錄用公務員筆試延期舉行。

今年本就是一次“擁擠”的國考，總報名人數突破250萬人，比去年增加了50萬人，再創歷史新高。而招聘人數僅3.71萬人，平均錄取比例達70∶1，最熱崗位報錄比甚至達5872:1。

有人歡喜有人憂，但對于年齡逼近35歲的“大齡”考生來說，更是難上加難。

35歲，一直是一個無法言說的年齡，似乎人一旦到了這個年齡就失去了更多的選擇權。職場上如此，考公亦是如此。

35歲是大多數地區報考年齡的最上限，對臨近這道關卡的人來說，他們的每一次出擊，或許都是拼盡全力的“孤注一擲”、負重前行。

對于33歲的職場“寶媽”張伊來說，如果到了35歲她還沒能“上岸”，她渴望的穩定工作、改善生活的可能、對孩子高質量的陪伴將永遠對她關上大門；楊文宇34歲時才決定考公，面對最后的機會，即使背著房貸，他也選擇“破釜沉舟”從電子廠辭職備考……所幸他們最終都“上岸”了。

以下是他們的故事。

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為了考編，她成為“藏起來”的媽媽

今年，33歲的張伊終于考編上岸。

2018年，28歲的張伊開始同時準備考公務員和事業編。在這條長達5年的戰線里，她經歷了辭職、再就業、結婚、生子、哺乳，如今孩子已快滿兩歲。如果不是這次上岸，她給自己劃定的終點是35歲，“直到我不能考了，才會放棄”。

35歲，似乎是職場人心里的一道分水嶺。對于張伊而言，35歲是一道更嚴格的門檻，如果到了35歲她還沒能“上岸”，她渴望的穩定工作、改善生活的可能、對孩子高質量的陪伴將永遠對她關上大門。

2013年大學畢業后，張伊進入重慶當地的一家區級媒體工作，成為一名記者，工作內容豐富多彩，薪水一個月六七千。2018年，她所在的媒體面臨改革改版，薪資福利驟降，最低的時候只有兩三千，“我和幾個公務員朋友聊天，她們的工資都在一萬以上，差距太大了。”于是，她決定辭職備考公務員。

張伊是“月光族”，工作5年時間幾乎沒存下錢，辭職備考期間，她以“啃老”為經濟來源。父母每月給她兩三千作為她的生活費、報班、買資料的費用，“我心理壓力很大，別人28歲時都開始反哺父母了，而我還在伸手要錢。”

扛不住心理上的愧疚感，脫產備考一年半后，2019年7月，張伊找了份事業單位的“勞務派遣”工作，決定邊工作邊備考。新單位里，除了她，其他人都是在編人員，“大家做著一樣的工作，但是他們的工資卻比我高3倍”，這更堅定了張伊考公、考編的心，她白天認真工作，晚上下班回家后就開始看書備考。

然而結婚生子卻打亂了她的步調。

2019年9月張伊結婚，次年5月懷孕。懷孕三個月后，隨之而來的是妊娠劇吐，“連喝一口水我都會狂吐不止，吐到只剩苦膽，經常都只能躺在床上下不來，吃不下東西只能到醫院去輸營養液，根本沒有精力備考。”

2021年2月，張伊的女兒出生，老公在異地工作。作為“新手媽媽”，張伊忙得焦頭爛額，“我本來以為休產假能輕松一點，但實際上太累了，喂奶、帶小孩太繁瑣，我一天連兩三個小時都睡不夠，備考的書更是一個字都沒看。”

三個月后，張伊結束產假開始上班，也開始了每天“背奶”的生活。為了孩子，她的“奶包”里面總是放著兩塊又重又大的冰塊，一米六的她背起來十分吃力。直到2021年12月斷奶，張伊的備考生活才算開始。

但面對家庭和需要陪伴的女兒，張伊覺得自己是自私的。

“我女兒屬于高需求的孩子，只要她看到你在，一定會讓你陪她，不然就會哭。晚上11點能走出她的房間，都算是幸運的。”往往要到了夜深人靜，張伊才感覺時間是屬于自己的，她會從12點學習到凌晨兩點，而第二天清晨6點她又得繼續起床、上班。

周末對于張伊來說則是更難得的完整學習時間，為了保證學習質量，她不得不選擇“藏起來”，不被女兒發現，“一旦她知道我在家里，她‘撞破腦袋’也會來找我陪她玩。”

周六早晨，外婆先把孩子抱到陽臺上，張伊就收拾好學習資料，趁機離開自己睡覺的臥室，到另一個女兒不常進的房間，把門關好開始學習，“有時我想上廁所，我媽媽也是把孩子抱到陽臺上去，或者帶出去玩，我才能出房間。”中午，張伊會在女兒面前短暫“現身”。

“躲”一天下來，張伊能保證七個小時的學習時間。“有時女兒很聰明，她能感覺到我在家，會拍門來找我，而我就躲在房間里大氣都不敢出。”也有實在“瞞不住”的時候，外婆會給張伊發微信，她便把桌上的東西都收拾干凈，自己躲在窗簾后面，外婆再打開房門給孩子看：“媽媽真的不在”，孩子這才罷休。

這樣的“躲藏游戲”雖是不得已，對張伊來說卻是極大的煎熬。“有時候好心疼我女兒，其他孩子都有媽媽陪，她卻沒有。有時候我也會抽出半天時間來陪她，但是陪她的時候，我一直感覺心里面有塊大石頭。”

為了考試，張伊讓自己藏在房間里，更是把自己對“母職”的期待和要求給暫時隱匿了。

多年來，考公考編就是張伊心中的“大石頭”，無論做什么事，都似乎繞不開它。“這些年，我只能圍著考試轉，很多事情都停滯不前，所以我都差點抑郁了。”張伊說，她想好好健身，也想深造、考研，更想給孩子像樣的啟蒙教育、高質量的陪伴，但是都分不出精力，“包括想燙個頭發、簡單打扮一下自己，我都做不到。”

成年人的生活不可能是“單線程任務”，張伊感覺力不從心，年紀一年比一年長，她感到自己的記憶力、反應力都在漸漸衰退，精力也跟不上了，脫發、胃疼，身體問題接踵而至，“很多次我都差點放棄考試了。”

但張伊更怕放棄后會后悔，“我很怕到時候時代再淘汰我，如果我現在不累一點，將來會以10倍的壓力再返還給我，讓我更累，所以我必須要往前面沖。”

不管是公務員還是事業編，只要遇到考試機會，張伊就會報名，僅今年就考了8次事業編考試，終于在9月的一次事業編筆試中以第七名的成績進入了面試。

張伊報考的崗位共招3人，有9個人進入面試，她是倒數第二，忐忑不已。利用國慶七天假期，張伊斥資萬元報了個7天的線下面試培訓班，每天早上8點上課，直到晚上10點才回家，哄孩子入睡后，她又自己對著鏡子練到凌晨3點。最后，她以面試第一的成績“逆襲”上岸，終于給長達五年的考編生涯畫上了句號。

“知道考上那一刻，我開心了幾秒，然后就大哭了一場，覺得自己這么多年實在是太苦了，居然堅持下來了。”張伊說，她的心情很復雜，心里的“大石頭”終于落地了，自己緊繃多年的“弦”，也終于可以放松下來。

有人問張伊，這個年紀考上事業編，意味著已經快35歲了，在單位卻還是個“新人”，或許其他人這個年紀時已經早就站穩腳跟了，會不會有落差？

張伊說，“我只是求穩，如果有年輕人是我的領導，我也不會覺得有什么。剛畢業的時候，我意氣風發，幻想著能在事業上有一番作為，有了娃以后只想陪著她好好成長，其他別無所求了。”

35歲的他搭上“末班車”

和張伊不同，楊文宇直到34歲才決定考公，面對僅剩的幾次考試機會，他的每一次嘗試都是“孤注一擲”。去年，35歲的他搭上“末班車”，上岸重慶市的公務員。

在考公前，楊文宇是工廠車間的工藝工程師，在電子廠工作了近10年。一直以來，家里人都希望他能像叔叔一樣進入體制內，但楊文宇自己有些“倔強”，對公務員并不感興趣。

2020年，楊文宇感到考公熱潮空前地高漲，34歲的他覺得“最后的機會”再不抓住恐怕就沒有了，“馬上就35歲了，覺得我還是要完成之前別人對我的期待，向他們證明一下，我還是可以的。”

之所以想靠考公來“證明自己”，楊文宇說，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工程師，在職場上沒有太多可以發揮的空間，因此想通過考公，換一條賽道。

2020年7月和8月，他分別報了兩次省考，一次四川，一次重慶。因為是機械工程類專業，他只能報考“三不限”的崗位，但這類崗位往往報考人數多、競爭大，也發揮不出自己的專業優勢。最終，楊文宇以筆試第三和第十的成績進入了面試。

8月份，楊文宇選擇“背水一戰”，辭職離開了電子廠，“我覺得以自己的表達能力，好歹應該能進一個，就辭掉了工作。現在想起來還是有點過于‘自信’了，畢竟34歲了，再找工作也不太好找，還背著2000元一個月的房貸。”

造化弄人，四川省考的崗位招一個人，楊文宇總分第二，而重慶省考的崗位招六個人，楊文宇第八。第一次考公，以惜敗告終，直到當年12月，楊文宇都沒能找到工作，“4個月沒有工作，家里人也很不理解我，我的壓力非常大。”

在2020年的最后一個月，楊文宇進入了一家注塑工廠工作。這家工廠開在較為偏遠的縣城，楊文宇不得不離開家，“宿舍又窄又昏暗，我實在忍受不了，就在旁邊的農村租了一個房子，一個月300塊。”

楊文宇的工作是主要是控制流水線的效率和成本，“要觀察流水線的流程有沒有出現問題，看流水線怎么架設合理？看怎么提升工人的效率？總之要從各個方面去減少成本。上班的時候基本要滿載運轉，中間沒有什么休息時間”

楊文宇曾經的工作環境（受訪者供圖）

每天早上，工廠8:00開工，楊文宇7:40就要到工廠，“早上起來有一段路要走二十分鐘，我會邊走邊看題，能看個400道題。”午休的30分鐘、上廁所的10分鐘、甚至注塑機正在調試啟動的幾分鐘，都是楊文宇見縫插針的學習時間，“下班后如果不加班，我會花最快的時間回到我住的地方，點個外賣，然后就開始做題，從8點做到晚上1點。”

2021年2月份，迎來新年，楊文宇回憶，過年的時候他都“卷”在備考里，“初一到初七，我有四天都在用App刷題。”3月27日考試前，楊文宇把粉筆和華圖兩個App上的2萬題和3萬題全部刷完，還把近年的所有申論真題全部做過了一遍。

這一次，楊文宇以筆試第一的成績進入面試，“哪怕這次分很高，但還是覺得已經是最后的機會了，要確保萬無一失。”

楊文宇再次辭職，“這次我又‘破釜沉舟’了，而這次是35歲，沒有工作、沒有存款、有的只有房貸。”走到這一步，楊文宇知道自己已經沒有了退路。

35歲的他，面對最后一次機會，只能硬著頭皮走下去。他找到自己的同學借了2萬塊，花了一萬多，報名了為期10天的面試培訓班。

楊文宇始終認為，到了這個年紀，考的還是“三不限”崗位，考公對他來說就是一場“努力”的比拼，他不斷告訴自己：“對于你想得到的東西，你有多想得到它？你愿意拿什么去換？”5月15日，面試如期而至，楊文宇終于以面試第二、總分第一的成績“上岸”。

但“上岸”似乎沒有想象中開心，“很多人說考上鄉鎮公務員只有考上的第一天是開心的，我考上的是區直屬公務員，但也只在回到家之前是高興的。”回家后，楊文宇的“成功上岸”似乎沒有得到妻子相應的鼓勵和認可，他感到有些失望。

現在，入職一年多，這份工作本身帶給楊文宇的感受，正在慢慢抹平當初的失望，“排除‘別人的認可’這些因素的話，現在的收入和工作內容都比之前都有所改善，我還是很滿足的，畢竟這也是我花了那么多心血，才得到的結果。”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張伊、楊文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