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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城市的小區雖然解除了管控，但小區邊門卻遲遲不開。居民找物業，物業推到居委會，居委會說“聽街道的”，街道干部說“等上級指令”。事情經媒體曝光后，街道的上級又批評小區物業“不應層層加碼”。然而，物業和居委會卻有委屈：“我們請示多次了，都得不到明確答復”。像這樣的情況，并不是個案。

舉這個例子，既不是為小區物業、居委會“叫冤”，也不是簡單地批評街道，而是想和大家討論，如何才能在疫情防控中真正消除“層層加碼”的現象。

我們首先要厘清為什么會出現“層層加碼”。群眾對“層層加碼”有怨言，有意見，而問題往往發生在基層。難道我們的一個小區，或者一幢商務樓、一家商場、一個道口的管理者（工作人員），是自己主觀強烈地要求“層層加碼”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很多被曝光搞“一刀切”、過度防控的基層工作人員，表面上是負責任，實際上是害怕擔責任。比如，上級有規定，進公共場所要先做核酸，那么不管是哪個崗位上的工作人員，都會嚴格執行。他們不是不關心群眾的意見，而是更擔心，如果輕易放行，那么最后到底由誰來負責任？

再比如，上級有規定遇到急診病人，必須先做核酸再搶救，否則一律不得進治療室嗎？顯然沒有這種上級規定。但是，醫院的保安也罷，120也罷，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權力互相推諉，甚至“見死不救”？他們是不是領會錯了上級的規定，是不是上級雖然沒有“明文”，卻有“暗示”？可能也不是。

現實中，各種各樣的“層層加碼”問題，基層工作人員不會看不見，不知道，更不會沒意見。但為什么見到了卻不反對，不制止？答案就出在一個責任分配問題上。

反對“層層加碼”，就要給基層減負；給基層減負，就需要上級領導拿出責任擔當。這就是說，各個層級的領導干部和工作人員都要擔起相應的責任，不能把責任都推給基層，壓給“下面”。

這里要強調的是，疫情防控的“動態清零”與“層層加碼”沒有必然聯系。堅持動態清零，既是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必然要求，也是尊重科學、尊重規律的具體體現；而“層層加碼”，則是違反上述宗旨的。

疫情防控工作是檢驗一位領導干部責任擔當的試金石。從實際情況看，絕大多數干部勇于擔當、敢于負責，切實做到守土有責、守土盡責。和基層工作人員一樣，他們也很辛苦，我們要給他們一些體諒和理解。但同時，各級干部也應該設身處地為群眾多著想、為基層多減壓，從自己這一關杜絕“層層加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