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視覺中國
特約作者|王不遜
編輯 |陳弗也
(資料圖)
出品|棱鏡·騰訊小滿工作室
8月25日11點，浙江衛視對外宣布，鑒于網友反映《中國好聲音》節目的問題正在調查，該節目暫停播出。
在此之前，“好聲音事件”發酵之后，網絡上涌現了一批“學員”，控訴《中國好聲音》的一些“亂象”。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學員”當中，很多并沒有在《中國好聲音》的節目中出現過，他們參加的是《中國好聲音》的“海選”。
“海選”是很多選秀節目的重要環節。不過因為這個環節亂象叢生、內幕眾多，備受爭議。
2021年5月，一份來自《中國好聲音》節目組的“通知”在網上流傳。一家媒體曾進行報道，該通知寫道，停止2021年《中國好聲音》全國所有的海選活動，原因是他們接到了有關部門通知，“要求停止一切綜藝節目的海選活動”。
該報道還提到，“好聲音”節目中出現的選手，并非來自海選，而是由導演組到全國各地挖掘。
不過，這個說法并不準確。《中國好聲音》的制作公司為上海燦星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燦星文化”）。2020年，該公司曾試圖在創業板上市，當時的招股書明確寫道，2017年至2019年，海選渠道每年都為《中國好聲音》推薦頂尖歌手。比如，2017年《中國新歌聲》冠軍扎西平措、2018年“好聲音”亞軍黎真吾、2019年“好聲音”季軍陳其楠。
事實上，即便是“好聲音”發布停止海選的通知后，一些變相的海選活動仍然在進行。比如，《中國好聲音》Channel V歌手大賽等，這個活動由燦星文化授權。
2022年5月，“好聲音”節目組曾經集中發布多份聲明，譴責一些企業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變相開展海選活動。
那么，誰在運作這個鮮為大眾所知的“海選”，他們與“好聲音”是什么關系，為何在最近的“好聲音事件”中備受爭議。近日，作者查閱了大量資料，采訪了多位“海選”學員，試圖解開這個“隱秘角落”的謎團。
每年上萬場線下活動
2019年，余詩嘉（化名）來到了一個“高光時刻”，她獲得了當年“好聲音”一個市級賽區的季軍。
余詩嘉畢業于一家藝術類院校，從小學的就是音樂的，曾參加過不少比賽，目前從事金融行業。但是，回想起那段時間，她高興不起來，反而有一種被騙了的感覺。
“進了初賽，就想要進復賽，進了復賽又想進決賽，決賽完了還有省賽，省賽后又會被告知如果想要上節目還要再花20萬。”余詩嘉向作者感嘆，“像緬北電信詐騙的套路，一步一步讓你陷進去。”
在海選環節的遭遇，讓她對“好聲音”失去了好感。
不少選手以為，通過層層“海選”之后，就可以站在“好聲音”的舞臺上。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不僅要付出很多精力，還要投入不少財力，但最后卻發現，“海選”并非通向“好聲音”舞臺的主要途徑。
作者獲得的一份2023年《中國好聲音》Channel V歌手大賽的運營規則圖顯示，這個大賽分為三級，市/縣級賽、省級賽、全國總決賽，前兩級賽又分為初賽、復賽、突圍賽、沖刺賽等多個環節，全國總決賽則被一些學員稱為是“國賽”。
通過國賽的選手，則可以參加2023年《中國好聲音》的全國巡演，但是，這個“全國巡演”并不是浙江衛視曾經熱播的《中國好聲音》。
在此之前，得益于《中國好聲音》的熱播，燦星文化一度在全國各地開展海選活動。2020年燦星文化的招股書顯示，當時，他們的海選活動已深入覆蓋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300多個地級市，800多個縣，“每年共有上萬場線下海選活動”。
公開資料顯示，一家名為“騰揚廣告”的公司是這些海選活動的主辦方。
根據工商資料，騰揚廣告成立于2015年8月，注冊資本5000萬元，其大股東為合肥瀚洋廣告有限公司，這是一家來自合肥的民企。
根據招股書，燦星文化最早的商業化活動是2015年4月的貴州省《中國好聲音》推介會。此后，他們與騰揚廣告合作，后者獲得了“好聲音”海選活動的授權。“中國好聲音全國海選組委會”百科詞條寫道，騰揚廣告是2016-2020年“好聲音”海選唯一授權單位。
對于燦星文化來說，他們可以從這些海選活動中，獲得一筆不小的授權費用。
根據招股書，2017年、2018年、2019年，騰揚廣告一直都是燦星文化“衍生業務”的第一大客戶。這三年間，他們每年向燦星文化支付4851.75萬元、5256.06萬元、6341.77萬元的海選授權費用。
當然，對于《中國好聲音》這個超級綜藝IP，這些海選授權費用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以2019年為例，當年，燦星文化的總營收為17.3億元。
騰揚文化又是如何每年運營上萬場海選活動呢？《新黃河》曾在2021年報道過騰揚廣告的模式，他們以《中國好聲音》全球海選的名義，把賽區分割到省級，省級代理商又轉包給不同市級公司，市級代理甚至會再轉包給縣級公司。
作者獲得的兩份民事判決書也顯示，騰揚廣告獲得授權后，可以獨家運營“好聲音”的地面海選活動，可以使用“中國好聲音”的品牌及logo，也可以就不同區域海選賽事運營權洽談地方合作的第三方公司。
在層層轉包的過程中，騰揚廣告與一些代理商產生了糾紛，在運作“海選”活動時，一些亂象開始出現。
多份騰揚廣告和下級代理商的合同糾紛判決書顯示，代理商讓參賽學員包裝、買課等，他們也要給騰揚廣告支付一筆昂貴的授權許可費，同時將比賽收入給騰揚廣告分成。
比如，2018年，在河南地區的“好聲音”海選中，作為大賽評委，駐馬店音樂節協會常務理事張華和多位參賽選手接受當地自媒體《國產實驗室》采訪時，爆料主辦方要選手們交錢“包裝一下”才可晉級，后來，他們憤而發聲明退出海選。
獲得季軍的代價，10萬元
阿珂（花名）是“好聲音”海選環節的一位“老人”，早在2013年、2014年就曾連續兩年參加海選，2020年再次參加。最近，他連發了多條短視頻講述自己參加三屆“好聲音”海選的內幕。
他的專業是美術，音樂只是一個愛好。2013年時，他陪朋友一起去參加比賽，自己就順便報了名。那是他第一次參加“好聲音”的海選，當時緊張得忘詞，在臺上站了半天就被淘汰了。第二年，他又趕到了云南麗江參加“好聲音”海選，這一次也很快就被淘汰了。
據他向作者講述，那個時候，還沒有網絡投票，不需要通過投票的方式來爭取名次。
2020年，他的事業正處于低谷，他也第三次報名“好聲音”海選活動。這一次，剛唱了半段，就有評委按了鈴，他以為自己又要被淘汰了，沒想到是自己竟然晉級了。
當時，一位自稱《中國好聲音》四川賽區組委會的工作人員加了阿柯的微信，給了他一個不同尋常的任務——建群。按照工作人員的說法，這個群主要是用于召集粉絲進行網絡投票，賽制規定，專業評委的打分占80%，網絡投票則要占20%。
阿柯向作者表示，他本以為晉級是以專業為主，可真正比賽了才發現，評委打的專業分數相差不大，“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差距就10分”，真正決定名次的正是網絡投票。
這樣的說法得到了多位參賽學員的認可，有學員向作者提供了一份廣州一賽區2021年海選打分單，第1名和第16名差距在3分以內。決定勝負的是網絡投票，排名第一名加10分，第二名加9分，第三名加8分，以此類推。
受訪者供圖
隨著比賽推進，選手拉的人越來越多，票也越來越高，阿柯向作者感嘆，“競爭的感覺就出來了”。
當時，每個微信號每天只能投5票，超出部分則需要花錢買禮物。據阿柯講述，一開始選手們還保持著默契，“大家都不刷票，越到后期，越沒有這種默契，都想往前沖”。
最終，阿柯也開始刷票，他向作者表示：“我唱了80分，對手唱了60多分，他的網絡票數比我高幾個名次，他就能加分。你肯定也不甘心讓一個唱得不好的人超過你，你肯定還得再刷點”。
阿柯認識的選手幾乎都刷票了，在他印象中，只有四川音樂學院的一名碩士生沒有刷，這位碩士生告訴阿柯“想靠自己的實力進一下”，結果幾個非專業的都晉級了，就他被淘汰了。
為了幫助阿柯晉級，親戚朋友們七拼八湊為他刷了七八千塊錢的票，他也最終止步于成都賽區總決賽。家境更為優渥的余詩嘉不僅進入了市級賽區的決賽，還拿到了季軍的成績，但是余詩嘉告訴作者，達到這個成績的代價是10萬人民幣。
據了解，粉絲們刷票的一個重要入口是《中國好聲音》APP，星空華文招股書顯示，截至2022年6月30日，這款APP注冊用戶已經高達120萬。
2021年5月，《中國好聲音》曾經對外表示，節目組在學員選拔過程中，不設置任何付費投票環節。在一些新聞報道中，節目組也否認這些“海選”活動與他們有關。
不過，即便到了今年，用“好聲音”、“海選”等關鍵詞進行檢索，依然可以搜索出不少地方還在舉行海選，這些海選活動也往往會被當地的官方媒體進行宣傳報道。
以“上電視”為餌，主辦方要學員付費
對于很多選手來說，拼命刷票，爭取好的名次，最終的目的是能夠站在“好聲音”的舞臺上，出現在全國億萬觀眾的電視機里。
2019年中，正在準備參加省賽的余詩嘉突然發現，《中國好聲音》已經在浙江衛視播出了，有一些選手來自于她所在的城市，但是，這些選手并沒有參加過當地的海選。余詩嘉將這個消息告訴了阿珂，阿柯意識到，所謂“海選”其實就是一場騙局，他也決定及時止損，不再去參加更高級別的海選。
李路（化名）從來沒有期待過通過海選上電視，他是2023年“好聲音”南方一省級賽區的冠軍，此前就有朋友告訴過他，“這完全是兩個事情”，海選是海選，好聲音是好聲音，即便拿到了海選冠軍也不能上節目。
不過，知道這個“秘密“的人并不算多。李路向作者感嘆：“這個事兒不是明面的，但參加更高級別的‘國賽’之后，選手們就都會知道這個事情了。”
雖然燦星文化在招股書中曾經寫到，他們每年會通過海選活動向“好聲音”節目輸送一百余名學員參加試音，但是根據李路的經驗，能否登上中國好聲音的試音環節，關鍵在于能否通過選角導演的考察。
他認為，比起參加導演見面會、熟人內推，海選是所有渠道中概率最小的一個。
李路拿到了省級海選的冠軍后，也是通過內推渠道，參加了《中國好聲音》的試音。他告訴作者，海選國賽前幾名能擁有機會試音，“讓他們去一下浙江衛視的錄制現場，但這種試音只是象征性的，一是為了照顧輿論，二是能照顧選手的情緒。”
同時，這些海選選手哪怕參與了節目錄制，畫面也沒有播出的機會，李路向作者直言：“我的一個朋友做了八年的選角導演，這八年里，沒有一個海選選手能播出的，通過海選，根本上不了電視”。
對于這樣的結果，海選活動的主辦方并非不知道。
一份騰揚廣告和溫州全力廣告的民事糾紛判決書，就介紹了騰揚廣告和地方代理商之間的合作協議，他們對是否能參與好聲音節目錄制有著明確規定：“參與全國海選的學員是否能到主節目現場試音，由《中國好聲音》導演組決定。”
一位曾經拿到海選地區冠軍的選手，為了晉級花費了十萬去刷票，后來她也了解到根本上不了電視。她向作者感嘆：“如果早知道不一定有機會上節目，就不會在那瘋狂去刷票。”
正是利用了學員們對上電視的渴望，一些海選活動的主辦方甚至以上節目為誘餌讓學員們交錢，實施詐騙。
多份判決書顯示，2019年，深圳賽區里多位選手接到了主辦方之一深圳三瞳科技公司負責人的電話，他告訴這些選手，可以付費讓他們出現在浙江衛視的《中國好聲音》節目中。
一位選手告訴作者，她和三瞳科技簽訂了服務合同，如果試音環節在浙江衛視播出，要向該負責人支付8萬元。如果沒有播出，則退回7萬元。但是，在支付了8萬元后，這位選手卻聯系不上對方了，至少有三名學員和她有一樣的遭遇。
最終，法院判決該負責人還錢，可選手們卻發現，“他名下已經沒有可以執行的財產了”。
受訪者供圖
“我掏了1萬多的律師費，哪怕他不還，我也要他得付出代價，讓他公開道歉，讓后面的人都要知道，不要再被騙了。”該選手向作者表示。
盡管自己被騙了，但這位選手仍然慶幸沒有繼續參加省賽和國賽，那可能要花更多的錢。這個事情過去之后，這位23歲的選手也很少再唱歌，原本她對音樂充滿了熱愛，但這件事情讓她心灰意冷。
“選手們都熱愛音樂，拿我們的熱愛來騙我們，真的會讓很多喜歡這一行的人寒心”。這位選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