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首席大法官張軍主持召開最高法審判委員會會議，討論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兩起案件。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首席大檢察官應勇依法列席。最高法提出，把外部監督轉化為司法審判質效的內在提升。

【資料圖】

審委會是法院審判工作的最高權力機構，推進審委會制度改革，是新時代人民法院刀刃向內深化改革的有力舉措。最高司法機關率先垂范、主動作為，不僅有助于檢察長列席審委會這項制度的深入推進，也是促進司法公開、維護公平正義的一次生動實踐。

同時，不少人也有疑問：法院為何敢于主動邀請監督者上門監督？檢察長列席審委會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為解密這項制度，推動長效機制建立和完善，法治經緯版于今明兩天推出專題報道。敬請關注。

漫畫/高岳　　

“檢察機關認為，犯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應當依法判處生產、銷售金額二倍以上的罰金，一審判決認定犯罪數額134余萬元，合計罰金數額應當在269萬元以上，但合計罰金數額僅判定120萬元，量刑畸輕……”

前不久，在河南省駐馬店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鄒波主持的2023年審判委員會第24次會議上，列席的駐馬店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王軍對一起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上抗訴案件的事實認定、證據采信、定罪量刑，結合案件審理的社會效果充分發表了意見。

檢察長列席審委會，在駐馬店已常態化展開。數據顯示，近年來，檢察長列席審委會次數在駐馬店呈逐年上升趨勢，議題范圍不斷擴大，2021年至2023年上半年，檢察長列席審委會114人次，討論案件123件。

“法檢兩院是履行法定職責的諍友、益友，共同維護司法公正。”鄒波近日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時說，邀請檢察長列席審委會對重大案件的討論，讓審委會委員更加直觀、充分地聽取檢察機關的意見，讓案件審理思路更加清晰明確，證據分析更加嚴謹透徹，處理意見更加全面準確，辦案效果更加充分良好，有力形成法檢兩院共同維護司法公正的強大合力，對化解矛盾糾紛、統一法律適用、維護公平正義意義重大。

凝聚合力維護公平正義

在上述審委會上，駐馬店中院審委會委員們圍繞案件爭議的焦點進行了細致提問，并充分發表了意見。審委會討論認為，原判決定性準確，但認定犯罪數額有誤、判處罰金適用法律不當，應予糾正。

記者注意到，駐馬店中院在該案終審判決中，不僅糾正了檢察機關認為的罰金量刑畸輕的問題，還對原審被告人爭議的犯罪數額問題進行了糾正，終審認定的犯罪數額比原審降低了25萬余元。

“審委會討論的判決意見，既支持了檢察機關的意見，也對原審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糾正，裁判結果更客觀公正。”該案審判長、駐馬店中院刑二庭庭長趙雪蓮說。

終審判決后，趙雪蓮最近就該案案涉罪名、一審判決、抗訴理由、出庭意見等進行系統梳理。在她看來，檢察長列席審委會討論的案件是今后處理此類案件的示范性案例，應進行系統梳理，在全市法院發揮類案指導性作用。

說到列席審委會，王軍深有感觸：“法檢兩院在以人民為中心、維護司法公信力和捍衛憲法法律尊嚴上，具有一致的目標和價值追求。檢察長列席審委會制度搭建了一個法檢兩院重要的溝通交流平臺，有利于雙方依法建立暢通、良性、互動的關系，保障檢察機關充分闡釋檢方立場，發表依據法律事實得出的客觀意見，將檢察機關觀點當面反饋給審委會，法檢兩院可以進一步加強溝通、相互學習，凝聚司法合力，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在鄒波看來，檢察長列席審委會是實現審判監督實體化、多元化的主要途徑，既是對審判工作的有效監督，更是對法院工作的大力支持。這項制度是法律賦予檢察機關履行法律監督職能的重要方式，一方面有利于審委會全面聽取意見，作出公正裁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訴訟效率的實現，應當予以堅持和發展。

據了解，審委會是法院最高審判決策機構。司法實踐中，進入審委會討論的案件并不多，啟動程序嚴格，案件基本限定在擬宣告被告人無罪或死刑的刑事案件，檢察院依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的刑事案件和提出抗訴的重大、疑難、復雜民事案件及行政案件，檢察機關提出的審判違法類、執行監督類檢察建議等。

檢察長列席審委會時，需要針對審委會委員是否應當回避、案件審理程序是否合法、是否維護了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利、法官在審理案件中是否存在違法情形等問題發表意見，并對合議庭或承辦法官對事實和證據匯報是否全面準確，是否存在隱瞞或偏差等予以監督。

在駐馬店中院多位審委會委員看來，審委會研究的案件的確復雜，各方面關注度高，檢察長列席審委會能夠直接深入了解審委會意見形成的過程，聽取委員們就疑難案件的事實認定、證據采信、法律適用的依據發表獨特見解，有利于法檢兩家在領會立法精神、正確適用法律、公平公正司法的層面消解分歧、達成共識，可以減少檢察機關不必要的抗訴，降低訴訟成本，有效減少當事人的上訴、申訴，節約司法資源，同時也可以審視反思自身不足，改進工作，提升監督質量和辦案水平。

“對于承辦法官匯報案件事實證據和庭審情況不準確、不妥當之處，列席會議的檢察長或副檢察長要及時予以補充和糾正。對于庭審程序中舉證、質證、發問、辯論不充分的證據材料，要提醒審委會不能將其作為定案的證據。”王軍認為，這種參與、跟進、融入式監督比起外在、事后的監督，發現問題更及時、更精準，監督糾錯更直接。

駐馬店中院審管辦主任周寧說，檢察長列席審委會討論的案件，雖然大多是疑難復雜案件，但服判息訴高，有利于實現案結事了，有效保證案件辦理政治效果、社會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機統一。2021年至2023年上半年，檢察長列席審委會討論案件123件，服判息訴70件，服判息訴率為56.91%。

如去年6月，駐馬店法院主動邀請檢察長列席審委會對一起重大、疑難復雜的涉及民營企業的胡某職務侵占案進行討論，法檢兩院最終形成共識，有力地保護了民營企業的合法財產，社會效果良好。

從有些爭議到形成共識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駐馬店推廣檢察長列席審委會制度并非一帆風順，一開始還是存在一定爭議的。實際上，檢察長列席審委會是一項存在了很多年的法律制度，但之前在各地司法實踐中一直應用不多。

“檢察長列席審委會雖然發表意見，但不具有表決權，最初感覺形式大于效果。”一位受訪檢察官坦言。

“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途徑有很多，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列席審委會是不是手伸得長了點？剛開始，還真是有些抵觸情緒，認為審判權獨立行使受到了干預。”一位受訪法官說，檢察長列席審委會打破了審委會討論案件的固有模式，匯報案件的法官往往會有畏難情緒，在“外人”面前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很慎重。

但駐馬店法院決心推進這項制度。

駐馬店中院一位審委會委員解釋說，審委會作為法院最高審判決策機構，曾一度因“不公開、不透明”而廣受實務界詬病。如何消除審委會的神秘感，使法院裁判贏得社會公眾的信任？是駐馬店中院審委會一班人共同思考的課題。

“社會普遍關注的、疑難復雜的、有爭議的案件的最終裁決權，是由審委會掌握并行使。這部分權力行使的公正與否，直接影響著社會對司法的認同和評價。通過檢察長列席審委會的方式依法履行監督職責，提高重大疑難復雜案件審理的透明度，達到從外部介入進行權力監督制約的目的，對于推進審委會制度改革具有積極意義。”鄒波說。

在他看來，列席審委會會議的檢察長或副檢察長作為法律監督者，監督決策形成過程，有助于深化法院司法公開，并為審委會接受社會監督提供可借鑒模式。檢察機關列席人員與審委會委員面對面研討議題，闡述意見，可以防止因法官匯報有遺漏或不準確而影響審委會決策，彌補審委會議案缺乏親歷性的不足，使審委會委員能夠更加精準地把握案件爭議焦點并作出正確判斷。

“我們是真心實意歡迎檢察長列席審委會，對方雖然是監督者，但司法辦案的根本目標和基本價值追求都是相同的。”鄒波認為，案件裁判即便沒有錯誤，但通過接受監督，及時發現司法審判工作中的不足、法律適用中的問題，可以促進減少審判中的瑕疵，提高審判質效。

“檢察長依法列席審委會，代表檢察機關履行法律監督職責，促使審委會在討論研究案件時更加嚴格、更加謹慎、更加全面，有助于法院全面把握事實、準確適用法律，提高審判業務水平。”周寧說。

檢察長依法列席審委會，會不會影響到案件的正常討論？

周寧坦言“不會”：檢察機關的意見有的被采納，有的也沒有被采納，但通過面對面交流，確實有助于審委會委員全面把握案情，最后得出一個公正的裁判結果，從根本上提升了裁判公信力。

“監督就是支持，要進一步端正接受監督的態度，把檢察長列席審委會的監督轉化為司法審判質效的內在提升。”如今，這已成為駐馬店中院審委會委員的共識。

“無論列席意見是否得到支持，檢察長或副檢察長參與重大、疑難、復雜案件討論和重大業務事項研究，了解審委會對法律政策的理解和把握，都有利于總結檢察工作經驗，及時發現并糾正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有助于提升監督能力，更好地履行監督職能。”王軍坦言。

如何更好地開展監督，是檢察機關思考的課題。

“監督不是高人一等，但要技高一籌，敢于監督，監督到位。”受訪的檢察官認為，列席監督作為一種對司法審判活動的監督，對專業性的要求更高。如果專業素養不過硬，提出的監督意見不精準，便無法讓被監督單位認同和接受，監督也就失去了權威性。

推動制度常態化規范化

院長決定將相關案件或者議題提交審委會討論的，提前3日將會議議程、會議時間、會議地點通知檢察院；檢察長決定列席審委會的，提前1日告知列席的人員名單；法院審管辦將相關材料在呈送審委會委員的同時，呈送檢察院……駐馬店法檢兩院不斷完善長效工作機制，細化落實具體舉措，推動檢察長列席審委會常態化、規范化。

按照規定，審委會討論案件時，列席的檢察長或者受檢察長委托的副檢察長在法院承辦法官匯報完畢后、審委會委員表決前發表意見，承辦該案的檢察官則就有關問題進行說明，所發表的意見記錄在卷。會議結束后，法院將裁判文書及時送達檢察院。

“這些具體舉措的落實，有力推動了檢察長列席審委會會議制度落地生根。”鄒波說，駐馬店中院對檢察長列席審委會討論的案件，也由過去的刑事案件逐步擴大到民事案件。

與此同時，在一些受訪的法官、檢察官眼里，司法責任制從審判權和檢察權運行機制兩方面給檢察長列席審委會制度帶來了新問題。

“目前，列席監督的案件大多還是刑事案件，對民事、行政案件的審理和執行活動的監督還不夠。列席監督不均衡、不充分的問題較為突出。”受訪的法官、檢察官認為。

記者梳理發現，這些問題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檢察長列席審委會會議對檢察官、檢察官辦案組承辦案件發表意見是否合理；如何區分列席制度中相關辦案主體的辦案責任，以在列席制度運行中落實司法責任制；列席監督固守的傳統理念與新時代法律監督理念存在偏差，重刑事，輕民事。

“實踐中，可列席的案件數量相對不多，相關法律規定過于模糊，列席的次數和討論的議題，往往取決于法檢兩家的溝通協調，不利于列席監督工作常態化。”受訪的法官、檢察官建議，要通過立法層面明確列席監督的議題，比如，將“擬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的案件”議題，納入列席監督的議題范圍，這既是審委會議題范圍內的案件，也是容易發生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的領域。

“要在規范司法辦案責任機制中發揮作用，如在案件質量評查、錯案追究司法責任等活動中發揮應有作用，努力形成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與法院審判監督的疊加效應。”受訪者提出。

在審委會集中討論分析案件再審改判、發回重審一類案件中，審委會通過查找原因、剖析根源、明確責任，發現和彌補審判業務管理中的漏洞，對審判業務中的“常見病”“多發病”提出整改意見，堵漏建制防范類似問題重復發生。多位檢察官認為，檢察長應主動列席審委會討論這類議題，走出目前法院“主動邀請”的啟動模式，達到檢察權從外部介入對審判權進行監督制約的目的。

“當前關于列席監督的一些程序性環節規定還不明確具體，可能造成法院通知不及時，檢察機關存在被動等待、跟進不緊等情況，降低了列席監督制度的適用率。”受訪者建議，法院院長決定將案件或者議題提交審委會討論的，應當通過書面告知的方式告知同級檢察院，這樣有利于檢察機關收集、梳理列席材料，促進列席監督工作規范化。同時，明確隨同列席人員的范圍，檢察長或者副檢察長列席審委會會議時，與相關部門負責人或者案件承辦人一同列席。

“審委會改革關系到司法體制改革，我們通過檢察長列席審委會制度的實施，進一步強化審委會的監督指導作用。”鄒波充滿信心地說，在今后的司法實踐中，駐馬店法院逐步探索把工作重點從個案的討論，轉化為對相對集中的問題進行研究、歸納、梳理、分析，找出規律性的內容，上升到審判管理的舉措，更精準用于指導審判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