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第三屆中國考古學大會”開幕式在河南省三門峽市舉行。開幕式上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發現”，其中山東泰安大汶口遺址、章丘城子崖遺址、臨淄齊國故城、曲阜魯國故城、臨沂銀雀山漢墓和青州龍興寺遺址等6項考古發現入選。山東這6項考古發現在中國百年考古史上有著什么樣的重要意義?它們為什么能入選“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泰安大汶口遺址：史前考古里程碑

大汶口遺址位于山東泰安，1959年發掘后，墓葬內豐富的隨葬品以及墓地展示的懸殊的貧富差距曾引起考古學界和古史學界關于其社會性質的熱烈討論。著名的大汶口文化即以此次發掘而得名。

大汶口文化距今6100—4600年。據高廣仁、欒豐實先生《大汶口文化》一書，大汶口文化的發現是中國史前考古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突破了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就形成的黃河流域只有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兩大板塊以及20世紀50年代出現的仰韶、龍山兩大階段的研究格局。已有的考古收獲和研究成果表明，大汶口文化在海岱文化區歷史發展進程中處于最關鍵的時期。大汶口文化社會經歷了由生產力相對低下的血緣氏族社會走向文明的歷程。越來越多的有關大汶口文化遺址的發現，大汶口文化的淵源、特征及其發展道路的研究成果，雄辯地證明了中國史前文化的多源性以及大汶口文化在中國史前時代所具有的主體性地位。

章丘城子崖遺址：破除中國文化“西來說”

城子崖遺址位于濟南市章丘區龍山街道龍山村，此前經過三次考古發掘。在10月6日播出的央視《考古公開課》上，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孫波先生特別介紹了1930年代初的那次考古發掘，闡明了城子崖遺址在中國考古學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以及城子崖為何會被稱為“中國考古學圣地”。

城子崖遺址的發掘工作于1930年和1931年秋分兩季進行，孫波說：“當時的考古工作者有非常大的氣魄，對整個遺址進行了全體的規劃，這兩期發掘接近兩千平方米，基本上覆蓋了整個遺址，第一次發現了中國史前期的城址，也第一次運用了田野地層學的原理進行了科學發掘。發現并命名了龍山文化。同時，1934年很快就出版了中國第一本田野考古報告《城子崖》。這在樹立我們民族的文化自信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安特生先生研究仰韶文化，認為它是西來的，他是出于一個學者的研究，但是，包括傅斯年和李濟先生，他們都認為，中國文化，特別是在東部地區，必有一個和殷墟文化能連接起來的環節，龍山文化的發現就解決了這個環節，這也是直接破除中國文化“西來說”最有力的證據之一。”

臨淄齊國故城：科學規劃，排水先進

齊國故城位于今臨淄區齊都鎮西、北面，東臨淄河，西依系水，南距魯山約10公里。故城建于山前沖積平原上，地形由南向北微傾。早在1936年，就有人曾對齊故城作過一些描述和考證。

通過歷年來多次考古勘探與發掘，得知臨淄自西周晚期成為都城后，逐步發展擴大。然而，不僅大、小城不是同時所建，就是現存大城也經歷了西周晚期、春秋、戰國三個發展階段。在故城建都之前可能已有城邑，西周晚期可能基本上承襲了原來的城設。而春秋時期的臨淄城，不僅其建筑規模大大拓展，而且城內布局也進行了科學的規劃。戰國時期，大城繼續南擴，擴大了自韶園以南的南城部分，形成了現今所見的大城平面。另外，還發現10條與城門連接的道路以及三大排水系統和四處排水道口。尤其是在大城的西北隅發現的一處用大石塊壘砌的排水涵洞，即三號排水道口。其排水涵洞呈東西向，采用青石塊壘砌構筑，總長42米、寬10.5米、深3米，由進水道、過水道和出水道三部分所組成。該排水涵洞為目前世界上所發現的同時代古城排水系統所罕見。

曲阜魯國故城：雍容禮制的體現

魯國故城位于山東曲阜。曲阜作為魯國的都城，從西周魯國初封，到戰國末亡于楚，延續了800年左右。1961年，魯國故城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77年，經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批準，對魯故城開展了大規模的勘察，并對重要遺跡進行了試掘。初步查明了魯城的年代、形制和城市布局。并在魯故城內劃出重點保護范圍43處。

勘探資料表明，魯國故城平面呈不規則的圓角扁長方形，南面較直，其余三面都呈弧形，西北面尤其明顯。城東西最長3.7公里，南北最寬2.7公里，面積約10平方公里。在魯故城內發現11處城門，東、西、北三面各3門，南面2門。發現了連接城門的若干條干道。城內中部偏北有宮城，面積約0.5平方公里，宮城內有大規模的東周、漢代宮殿建筑基址。宮城是城，圍繞宮城的大城是郭。這種宮城居中，郭城圍繞宮城，宮城、南門、郊壇構成南北中軸線的城市布局，是魯城平面布局的重大特征，可能反映了《考工記》“左祖右社、面朝背市”的都城建設思想。

青州龍興寺遺址：驚艷世界的佛教藝術奇葩

1996年10月，青州市博物館在龍興寺遺址北部發掘出一處大型佛教造像的窯藏出土北魏至北宋時期的佛教造像四百余牌。這一重大發現，立即引起國內外有關專家、學者的高度重視，并被評為1996 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此次出土的佛教造像，計有背屏式造像、造像碑、單體圓雕佛像、單體圓雕菩薩像、單體圓雕供養人像等。這些佛像涵蓋了東魏、北齊、隋、唐、五代等各朝代，時間跨越近 500年。

龍興寺精妙絕倫的佛教造像藝術堪稱中國古代佛教藝術的奇葩。它們那變化多端的造像風格、各具特色的人物造型、惟妙惟肖的面部神態，都為我們展現出一種特殊的佛教造像藝術特征。它們的出土，為山東地區北魏到北宋時期的石佛造像提供了一批珍貴的斷代標本。為研究佛教在我國的傳播、發展以及雕塑、繪畫藝術的發展等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

1972年4月10日，臨沂地區衛生局準備在銀雀山建一座辦公大樓，人們在清理地基時意外發現了古墓葬。在隨后的發掘中，銀雀山一號墓出土竹簡眾多，內容包括《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晏子》《墨子》等。2號墓出土了《漢武帝元光元年歷譜》和其他隨葬品。

1974年，名家云集的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組成立。整理組將全部竹簡整理編成《銀雀山漢墓竹簡》一書，分三輯出版。銀雀山漢墓的發掘意義重大，它解決了學術界持續多年的一個爭論——現存《孫子兵法》的作者究竟是誰?司馬遷在《史記》卷六五《孫武吳起列傳》上說：“孫子武者，齊人也，……臏亦孫武之后世之子孫也。……世傳其兵法。”司馬遷講得很清楚，孫武和孫臏都確有其人，孫武生在春秋末期，孫臏生于戰國，兩人先后相去100多年，都各有兵法傳世。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上也有《吳孫子》和《齊孫子》的記載，但《隋書·經籍志》卻不見著錄。后來有人因此提出了異議，認為《孫子兵法》并不是孫武的著作，而是后人的偽托。有人更認為不僅《孫子兵法》是后人偽托，就是對孫武這個人在歷史上是否存在，也持否定的態度。《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同時被發現，對于解決長期以來存在著的關于這兩部書的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提供了關鍵性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