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大債”現象正成為鄉村振興的“攔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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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國兩會期間，民盟中央提交的提案顯示，據農業農村部抽樣調查，截至2019年上半年在全國70萬個行政村中，村級債務總額已達9000億元，村級組織平均負債已達130萬元。

民盟中央稱，村級債務存量較大，增量的成因復雜，集體“包袱”有越來越重的風險。

提案稱，近年來，在新農村建設中，很多村由于自身財力不足，普遍舉新債實施項目，導致村級債務額難以鎖定，呈現出總額繼續上升趨勢。通過金融機構和其他單位及個人的借款形成的債務，都需要支付利息，即使不增加新的債務，利息也使債務總額不斷增長。如湖南省2020年統計，負債村占全省總村數的72.49%，村均負債108萬元。

債務總額增加背后，債務成因五花八門。

比如，基層村鎮推行美麗鄉村、養老院、移民新村建設等，由縣區財政承諾補助，但數額少且難兌現，很多村集體被迫舉債維持運營。再比如，村莊綠化、人飲工程改造等公益事業缺口部分的資金，最終也轉化成為新的村級債務。此外，一些村集體盲目靠借貸和集資興辦企業，運營不良導致企業虧損、資不抵債，使村集體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

值得關注的是，集體債務逐漸私人化。鄉村從銀行、信用社等金融機構貸款的難度不斷增加，貸款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為償還銀行債務和利息而“拆東墻補西墻”，鄉村組織開始不斷向私人進行借款，相當一部分鄉村村民成為鄉村債務的債權人。

與此同時，化債能力比較弱。一些新建中心村舉債建設的商鋪無人租賃，一些以旅游為發展導向的村子游客稀少，一些引入村集體經濟的企業跑路等，使得村集體舉債時的發展規劃難以實現，化債能力薄弱。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周立在《“小村巨債”成因探究及解決路徑》中指出，近年來，農村負債在數量和規模上不斷擴大，甚至一些集體資產頗豐的明星村也出現了債務危機。在村級負債方面，越是明星村，負債越沉重。在項目不斷引進、發展不斷強化的過程中，債務如同滾雪球一般，快速累積和擴張。

周立認為，當前，村莊負債的基礎性原因是資金匱乏，而債務形成則主要受三方面的因素影響：一是農村資金供求的不匹配，二是資金管理的不規范，三是舊債累積的模糊性。

浙江省現代農業促進會副會長、杭州知農智庫負責人成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浙江，“小村大債”屬于個別現象，總體情況相對較好。

這背后的原因，一是，近幾十年來，鄉村創業氛圍濃郁，幾乎每個村都出了或多或少、大大小小的老板，他們熱衷于捐資改善村容村貌，興辦福利事業，幫村里挑了很多擔子；二是，政府重視團結鄉賢，主動保持聯系，通報村里的情況，但并不搞攤派，使很多在外打拼的企業主樂于為家鄉做貢獻；三是，政府有計劃地開展美麗鄉村建設，從過去單純注重美化，到現在開始注重打造營商環境、旅游氛圍，助力村集體和入村企業增收。與此同時，村兩委班子經營意識較強，以往主要是開展集體房屋資產租賃，如今不少村莊開始探討村集體如何參與到鄉村旅游當中去。

針對“小村大債”，民盟中央建議，應及時綜合治理。比如，做實“村財鄉管”財務管理機制。鄉政府應以政府購買服務的形式，聘請有資質的會計師事務所和審計師事務所，做好財務管理和審計工作等。

再比如，建立和落實“第一責任人”制度。明確各鎮（街）鎮長（主任）和各村民委員會主任是化解村級債務的第一責任人，把村級債權的回收率、債務償還率、資產增長率和是否出現新增債務作為鎮村干部工作考核的重要內容，同時把考核結果與干部的報酬、評優、提拔等掛鉤。

此外，還要創新思路，拓寬債務化解渠道；鼓勵發展，增強村鎮生財能力。

周立在前述文章中建議，解決鄉村債務問題，要從“控制”和“盤活”雙向入手。既要健全鄉村財務制度，劃定鄉村債務紅線，控制超過償還能力的負債；又要盤活鄉村資源，增強鄉村的自我發展能力。盤活鄉村資源的基礎是明晰鄉村資源產權，對鄉村資源摸底查清、折股量化，讓每個村民都能享受到村莊發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