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趙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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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翟瑞民

在世界人口總數達到80億之際，中國可能即將進入人口負增長時期，這導致人口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人口負增長也將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深刻影響。

近日，在中國人口學會舉辦的“人口負增長及其應對策略”研討會上，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指出，歷史上中華民族遭遇過多次死亡主導型人口負增長，而當前遭遇的是生育主導型負增長，相較歷史上的死亡主導型負增長，當前人口形勢更為復雜，解決難度也更大。

聯合國2022年數據顯示，全世界超過三分之二的國家和地區已經完成了人口轉變。同處東亞地區的日本和韓國近幾年先后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有學者認為，從人口發展規律來看，在低生育率持續的背景下，人口負增長不可避免。

宋健回溯中國人口的變動歷史時指出，中國并非首次面臨人口負增長。從時間維度看，1992年中國人口總和生育率低于2.1的更替水平，開啟了人口內在負增長。此后30年來人口總量依靠慣性勢能繼續攀升，當蘊含在年齡結構內的正增長慣性勢能消耗殆盡，負增長終會到來。

從空間維度上看，人口負增長從縣級、省級到全國層面漸次蔓延，且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1983年江蘇省太倉縣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75‰，成為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第一個出現人口負增長的區域；1991年上海市首次出現人口負增長，曾引起了廣泛而持久的關注。進入21世紀后，江浙地區的和東北地區的一些城市相繼進入負增長時期。近些年更多省份和地區出現人口負增長。“由于生育率持續低迷，全國人口負增長到來的時間似乎比原先預計的要更早一些，人口總量達峰時間在逐年預測中不斷被提前，相應的人口峰值則不斷下調。”宋健說。

她指出，人口負增長是一個宏觀現象，與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三個變量值有關。死亡主導型負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在較高出生率條件下死亡率攀升，當死亡率下降就會恢復正增長態勢；生育主導型負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在低死亡率條件下出生率更低，需要出生率上升才能恢復正增長。生育水平決定著人口未來發展方向，長期極低的生育率是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和風險。

長期以來，對生育數量的限制被認為是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宋健認為，除了社會經濟發展和政策等宏觀因素外，家庭變遷是中國人口負增長較早到來的一個重要因素，“家庭之‘負’造成人口之‘負’”。

她認為，在中國普婚普育的傳統下，生育仍主要發生在婚內、發生在家庭內，由夫妻和其他家庭成員共同決策。因此，宏觀層面的人口負增長現象需要從中觀家庭和微觀個體層面尋求原因和解決思路。她從兩個層面概括家庭之“負”的現狀：一是家庭規模和結構，二是家庭的負擔。

過去幾十年來，中國家庭發生了顯著變遷，呈現平均家庭戶規模不斷縮小、結構不斷松散化的趨勢。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平均家庭戶規模首次跌破3人。家庭戶規模不斷減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視為家庭戶內成員規模的負增長。與此同時，單人戶、純老戶、殘缺戶比例不斷增加，家庭成員的時空離散性增大。

家庭負擔過重被視為影響生育率的一個重要原因。市場化改革過程中，養老和撫幼的責任幾乎全部回歸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加上工作壓力，這種預期或現實造成了婚育人群“恐婚”“恐育”的心理，焦慮感被傳遞和放大。

宋健認為，加強家庭發展是建設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重要內容。面對生育主導型人口負增長，提升生育率是抑制人口長期嚴重負增長的唯一選擇。在建設生育支持體系過程中，要關注家庭發展，減輕家庭負擔，解除家庭后顧之憂，提升家庭發展能力，為扭轉低生育率困境創造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