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一

(資料圖)

理查德·泰德羅是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商學史教授，他寫過一本我非常喜歡的書——《影響歷史的商業七巨頭》。在這本文筆優雅的書里，他為安德魯·卡內基、亨利·福特和山姆·沃爾頓等七個改變了美國商業的企業家撰寫了小傳，如果連在一起讀，就幾乎是美國百年商業變遷的簡史。

在書里，泰德羅做了一個很有趣的穿越式描述：如果他們生活在意大利，或許會成為作曲家；如果生活在俄羅斯，或許他們會成為作家；如果生活在葡萄牙，或許會成為航海家；如果生活在古代羅馬，他們會成為體操運動員……

然而，安德魯們生活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期的美國，他們創建了企業，從而改變了美國的歷史，并成為那個時代最光彩熠熠的人物。

在某種意義上，時代的機遇激勵了他們，美國的制度給了他們極大的自由，同時，他們也塑造了美國的商業文明和美國精神。

我之所以喜歡泰德羅的這本書，并經常向朋友們推薦，是因為在每一次的閱讀中，我都能如此深切地產生跨時代的共鳴。在那些創世紀般的企業家故事里，我讀到了當代中國企業家們的影子。

那天，突發奇想，如果有一天我去哈佛碰到泰德羅，跟他討論一個話題：“你同不同意，只有時代的亨利·福特，沒有亨利·福特的時代？”

我很好奇，他臉上的表情會是怎么樣的。

二

近些年，在我們的輿論界，就有一個這樣的說法被時常提及，那就是——“只有時代的馬云，沒有馬云的時代”。它聽上去挺押韻和解氣的，但是仔細琢磨和剖析，卻可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記得很多年前，在商學院給EMBA們授課的時候，我會請大家辯論一個課題：一位企業家的存去，是不是企業戰略和發展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比如：如果沒有亨利·福特，T型車會不會出現？如果喬布斯不去世，蘋果公司會執行今天的戰略嗎？如果沒有馬斯克，全球新能源汽車的發展路徑是否會改變？如果沒有馬云、馬化騰那一代人，中國的互聯網產業會不會是另外一番模樣？

辯論的結果幾乎是一邊倒的：杰出企業家在這些公司和產業的發展及衍變中，扮演了改變路徑和創造新模式、新規則的決定性作用。

所以如果你問我，評估一個國家商業進步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三點：制度環境、技術變革和企業家精神。其最后一點，則集中地體現在那個時代若干個杰出人物的身上。

三

這一景象幾乎出現在人類歷史的所有斷面和領域。

如果沒有孔丘，就不會有系統化的儒家思想體系，“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的說法固然夸張了一點，但卻是事實的一部分。在西方哲學史上，柏拉圖、黑格爾和康德扮演了同樣的角色。

如果沒有漢武帝和乾隆，中國很可能有另外一張疆域版圖。如果沒有拿破侖，歐洲的國家格局一定是另外一種景象。如果沒有牛頓和愛因斯坦，人類的科學世界將被重新敘述。

如果沒有屈原、李白、王羲之和曹雪芹，中國古典文學一定會被徹底改寫。如果沒有莎士比亞，沒有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沒有達·芬奇、梵高和畢加索，西方的文學、音樂和繪畫藝術就一定不會呈現為如今的面貌。

如果我們承認，在思想領域有孔子的時代和柏拉圖的時代，在政治領域有漢武帝的時代和拿破侖的時代，在科學領域有牛頓的時代，在文學領域有李白和莎士比亞的時代，在音樂領域有貝多芬的時代——那么，為什么在商業領域，沒有亨利·福特的時代，沒有喬布斯的時代，沒有企業家的時代？

如果沒有，要么是一種偏見，要么就是一種“身份羞辱”了。

四

相比于“只有時代的馬云，沒有馬云的時代”的提法，我更傾向于認為——“既有時代的馬云，也有馬云的時代”。

理由有三個。

??其一，每一個人都是時代的產物，他的思想、才華和行為受到時代的啟迪和局限。他為人類進步所做出的貢獻或破壞，都內生為歷史敘事的一部分。

??其二，任何領域或產業的演進，既被客觀的時代因素所牽引，但是，其模式和規則創新，則因某幾個杰出人物而改變。這種改變構成為一個鮮明的革命性拐點，它也是“歷史戲劇性”和“歷史人格化”的一部分。

??其三，這些杰出人物的個人命運跌蕩，他們被時代改造或懲罰的經歷，同樣構成為歷史敘事的一部分，進而呈現為歷史的復雜性。

如果回到傳聞纏身的馬云身上，他應該會感恩這個時代，沒有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今天的馬云很可能只是杭州某所中學的英語老師，業余喜歡哼點戲曲和打太極拳。

但是，如果沒有馬云，我不相信中國會有阿里巴巴式的電商模式，同時，很可能不會有支付寶這樣的產品，當然也很可能沒有給他帶來了麻煩的螞蟻金服。

所謂的“馬云的時代”，既指代的是以他為代表的中國互聯網當代史，以及這一代創業者的某些共性及特征，更概括為他以及他所創辦的商業事業的全部榮光和曲折。

易卜生說：“每個人對于他所屬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這句話適用于你我，包括馬老師和所有的中國民營企業家。

本篇作者 |吳曉波 | 當值編輯 | 麻醬

責任編輯 | 何夢飛| 主編 | 鄭媛眉| 圖源 | 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