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證券交易所發布公告，決定取消原定對翌圣生物IPO申請的審議，原因是“尚有相關事項需要進一步核查”。此次取消審議意味著“叫停”IPO進程，這也是近期上交所與深交所均表示“從嚴審核涉核酸檢測企業”的直接結果。

首先，上交所叫停該類企業上市是出于行業及市場考量。一些核酸檢測公司的現金流并不盡如人意，而且出現了銷售人員過多、知識產權爭議、市場份額成疑的問題。即便就純粹市場行為而言，從嚴審批上市標準也是必要的。

從滬深交易所的表態來看，需要從嚴審核的是“企業科創屬性和可持續經營能力”。而在上交所10月對翌圣生物IPO的首輪問詢里，“市場地位”“研發與銷售”這些直接涉及“可持續經營能力”的問題成為問詢的焦點。有業內人士認為，今年一些核酸檢測企業因為疫情業績大幅增長，但未來這個業績能否可持續則要打上很大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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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而知的是，核酸檢測業務屬于政府采購項目，公眾并非需求端的直接消費者，只是客觀上為核酸檢測服務買了單。“消費意愿”（willingness to pay）的多寡往往直接影響直接交易成本的大小，從上交所首輪IPO的問詢記錄來看“銷售人員過多”成為上交所重點關注的問題，因為這代表著直接交易成本過大——既然核酸檢測是強制的，那么外界當然有理由懷疑“過多的銷售人員”是用來疏通關系而非服務消費者的了。交易成本過大意味著盈利模式存在隱憂，自然引發交易所對“可持續經營能力”的質疑。

其次，無論是監管方、交易所、投資者還是公眾，對核酸檢測公司IPO的“從嚴”都不僅限于商業理由，更牽涉到市場經濟的基礎原則。核酸檢測業務成為一項賺錢的生意，是與新冠大暴發以降的旺盛防疫需求密不可分的，它本只是分級/分科診療里的一項輔助業務，如今卻成為覆蓋億萬公眾的“大生意”。

尤其是針對奧密克戎的防疫措施，創造了天量的核酸檢測需求，推動了上游供給的快速上揚，以至于某些打著科創板/創業板旗號爭取上市的公司，其核酸檢測業務似乎已有超越其所鼓吹的主營業務之勢。滬深交易所表態“重點關注核酸檢測業務與主營業務的關聯性”，正是對“剔除該等業務收入后公司是否仍滿足發行上市條件”的綜合考量。

新冠大流行總會過去，核酸檢測業務也將隨之走下坡路，這既是上交所“從嚴審慎”的出發點，也是引發公眾疑慮的主要原因：如果經營核酸檢測業務的公司成功上市并擴大產能，他們或不希望新冠疫情就此結束，也會“想辦法”盡力延長防疫政策的時效，造就“賣傘的人不停下雨”的狀況。

同時，這種狀況又難免引發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現實問題。近期的兩則新聞一官一商，無疑加劇了這種質疑：北京市衛健委原主任于魯明“涉嫌與醫療集團有重大利益勾結”“涉嫌核酸檢測提成”；“哪里有她的公司，哪里就有疫情的”35家核酸公司幕后老板”：如果聽任這種情形繼續，等于讓“看得見的腳”代替“看不見的手”來指揮市場。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核酸公司”的上市與公共利益休戚相關。防疫政策催生的全民核酸檢測，本就是對公眾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的權衡。

如果容許核酸公司大量上市，等于固化、長久化其既得利益，很難不讓人聯想起堪比“眼鏡蛇悖論”的核酸檢測悖論：推行核酸檢測是為消滅疫情，結果核酸檢測的高昂利潤反而讓相關公司有通過檢測結果造假讓疫情長久化的誘因。這些后果不是“理論上的”，而已經不少實例，從而把一項本因公共政策而生的短期業務，變成可能長期化乃至永久化的生財機器。

如果滬深所為這些“核酸公司”上市大開綠燈，無異于鼓勵相關產業繼續“蓬勃發展”。

問題到了這一步，涉核酸檢測業務公司的上市就不再僅僅是市場行為了。無論是上市過程中各交易主體的“綜合考量”“從嚴”“審慎”，還是公眾對于這類公司的質疑，都牽涉到覆蓋面更廣的公眾利益。

就各交易主體而言，他們的綜合考量是出于盈利模式與中長期經營的擔心；而就公眾而言，他們的質疑則表達了對這類公司相關業務負外部性（社會交易成本）的真實感受。如果涉核酸檢測業務公司既不能用招股書與報表說服交易所與監管方，也不能就負外部性的問題消除公眾的質疑，那么上交所的“叫停”，正是出于對公共利益的尊重而為。

王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