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性騷擾事件的不斷發酵，國內的文化出版行業連日來陷入接二連三的地震：先是圖書品牌“一頁”創始人范新被爆性侵下屬未遂，隨后有兩名女性站出來指控編劇史航曾對她們動手動腳，再后來是書評人宗城，不止一位女性說曾被他以不雅言語騷擾。

4月24日晚，范新在社交平臺上承認指控屬實：“事情已經發生，已無法改寫。”雖然他強調“這件事發生在一頁創立之前，我已向當事人及公司同事都公開道歉”，但看來這既未能取得當事人原諒，也沒能避免“一頁”被牽連，最新的進展是“一頁”宣布與他全面切割，范新徹底退出。

(資料圖)

4月30日一早，宗城也公開致歉，“在過往的生活中，我曾經犯下過欺瞞、不忠、與他人在對話中缺乏邊界感的行為”，并宣布“我將退出公共平臺，退出豆瓣和播客席地而坐，暫停所有公共表達，在社會的監督下改正自己的言行”。

和他們不同，史航至今沒有公開回應，讓別人承受了這一波狙擊火力。有一種說法認為，這是“不想讓對方蹭到半毛錢流量罷了”，“惟沉默是最高的輕蔑”，不然難道史航還能沒有辯解能力？

對此，微博用戶“燃燒的霧港水手”挖苦，史航“根本沒一部獨立的原創作品”，“他之前靠罵郭敬明大火，你讓他真的導電影，可能還不如郭。他和郭的唯一區別是一個騷擾女人一個騷擾男人。”

事發后，不少人嘲諷文化界“貴圈真亂”，果然“巧言令色鮮矣仁”，那些“男性女權主義者”個個都是偽君子，人們對這樣的反差尤感震驚：范新主持出版了不少女性主義書籍，宗城也一向都很女性主義視角，而史航還曾為林奕含那本《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撰寫推薦語。

也是順著這個思路，許多人進而認為，文化人之所以更容易如此，無非是他們善于為自己的行為進行粉飾、狡辯，因而要杜絕這種行為的發生，除了受害者勇于站出來發聲、認清這些人的真面目，最關鍵點應當是厲行道德約束——宗城在公開致歉時都承認了，自己“犯錯”是“因為僥幸心理、對于自我道德的缺乏約束”。

這樣能肅清性騷擾現象嗎？我懷疑是不能的。看起來相當吊詭的是：這種嚴格的道德觀，很可能恰恰是性騷擾的社會根源之一。

為什么這么說？因為我們這個社會實際上有一種特殊的雙重道德觀：它是既嚴格，又放縱的。

一位女性朋友曾向我解釋她何以單身至今：她從小家教極嚴，別說是早戀，就連有男生打電話給她，父母都要盤問半天；等到她終于名校畢業、忙于工作，父母就開始越來越不含蓄地催促她“盡快找個對象”，到她年過三十，更是急得不行，竟然勒令她晚上23點之前不許回家，必須在外“多交朋友”。

她說到這里啼笑皆非：“人又不是松緊帶，要緊就緊，要松就松，他們怎么就不明白呢？”

在這樣的家長制下，一個人即便從小品學兼優，但他的遵規守紀其實源于他律，因為家長給他許諾的是：“吃得苦中苦”是暫時的，甚至不用你成為“人上人”，只是成人之后，原先那套清規戒律就可以完全不用遵守了。

對于那些本來就不服管束的男生來說，教訓就更明顯了：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錢財和女人在此都被視為成功道路盡頭的戰利品，克制當下的欲望正是為了將來可以放縱，那終于有機會放縱時，為什么還要克制？也難怪常有人感嘆“男人有錢就變壞”，確切地說，“不是不壞，時候未到”罷了。

弗洛伊德曾說，文明人通過社會制約來壓抑自身欲望，其實是一種“閹割”。如果是這樣，那么在東亞文化里，這種閹割沒有真正完成，將社會制約內化、升華，而是停留在一個低度發育、受壓制的精神狀態，一有機會，就會左沖右突，釋放出來——吳謝宇弒母、高承勇連環殺人、張繼科的賭癮，實際上也都是因為早年的過度壓抑，性騷擾只不過是一種低烈度的反復釋放形式。

當然，肯定會有人說：“壓抑就可以殺人、賭博、性騷擾啊？那么多人可也沒這么做。”這些罪孽當然是事實，沒有人能以“社會壓抑”來為自己殺人脫罪，我只是提出一個解釋：當下社會出現的一些病態人格，正是道德壓抑的邏輯結果。

如果這本來就是問題的根源，那么指望它解決問題，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了。然而，當下的現實是：這種強烈的道德潔癖，近些年來還愈演愈烈了，帶來了一種更為壓抑的社會文化氛圍。

影視劇作為一種通俗文化形式，有助于我們把握社會心態的變動。在近期上映的糖水劇《歸路》中，男女主角長久地深愛彼此，由于是異地戀，一周能見一次就不錯了，終于重逢了，兩人躺在一張床上，愉快深情地談到婚事。等女主角睡著了，你猜男主角去干嘛了？他半夜爬起來，去車庫拆她的車。

我一位女性朋友說：“看到這里，我實在不能理解，失而復得的愛侶，他是怎么做到半夜連人都不要，非要去拆車的？就這樣，他還誓言：我很想很想你。”

在我看來，不管編劇是否有意腹黑，這一幕的合理解釋是：這是性壓抑——他要不去拆車，就想要做壞事了。按照純愛劇的道德觀，絕對不能提前滾床單，但一腔精力又無處發泄，所以他必須只能去拆車，把自己的性沖動發泄在車子身上。

恪守底線還不止這一處，兩個人一起去旅行，談到結婚，男生說你答應結婚，晚上我們就睡一張床，不答應，就分開住。女生很開心，說訂的大床房。結果晚上男生連床都沒睡。說是熱戀情侶，連牽手都不多，在街頭親吻，還得說“只此一次”。他們戀愛的進度哪里像三十多歲的成年人？倒不如說像高中生。

在好評如潮的另一部劇《愛情而已》里，兩人4分多鐘的滾床單，播放版本被剪到只剩30秒。既然現在恨不得年輕人趕緊都去結婚生子，為什么還要刪減這些？無欲無求還生什么孩子？奈何這就是個假正經的時代。

性壓抑和性騷擾，實際上是社會表征的一體兩面。“道德凈化”的努力，會激起社會的復雜反應：一些人遵守禮法，另一些人反而可能會因為這種壓抑而生發出偷嘗禁忌的興奮感。人類學家Morris Desmond曾說，如果有一種文化把耳朵視為性器官而遮掩起來，那么耳朵也會激發很多人想要偷看。

之所以說道德凈化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還有一個原因：這種禮法的外在道德約束，并不基于對女性的真正尊重。相反，在這一權力秩序中，女性的意愿多多少少是被忽視的，根據一種有毒的“男性氣概”理解，女性被戲弄、被冒犯后的反應，甚至被視為一種樂趣。然而，一個玩笑是否屬于性騷擾，應以聽到玩笑一方的感受為準，這本身就需要先把對方作為一個平等個體來對待。

這就是我們當下的現狀：一方面，社會道德觀是嚴格、刻板的，另一面，對于女性的意愿和權利又缺乏應有的尊重，此時，總有一些人將自己受壓抑的沖動找機會釋放出來。就算被當場抓住，他們也傾向于以自己的感受為準，輕描淡寫地說一句“這沒什么，別這么開不起玩笑”，反過來說是你“玻璃心”了。

這當然需要刷新社會道德觀，但僅僅靠道德譴責是不足以解決這一問題的，因為當下的性騷擾遠不只是少數人一時的道德不檢點，而是整個社會文化的冰山一角。

至于那種認為“社會風氣敗壞”的觀點，就更背道而馳了，因為現在的問題并不是人們道德腐化了——他們一直都這樣，只是在外部環境變化后，露出了內核。更多的人，只是沒機會表露出來。

要真正改變這一點，就得讓兩性從小能在平等的基礎上互動，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厘清邊界，不去壓抑人們自發的正當欲望，充分地知情同意。最終，這意味著需要重新構建一種全新的社會人際關系。